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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春六瓣圆囊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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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沙寺僧所制的作品,在明清两代的茗壶著录里,都未见记载。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寺僧当时制壶不过供一时之用,未必想借此留名,成为紫砂工艺史上的功勋人物。寺僧作壶喜用紫砂泥,制壶的方法,看来比较简单,所制的式样,似乎只有圆形一种;而且所制各器,既未款署,也不钤章,后人即使遇见他的手迹,也无由辨识。据《骨董琐记》记述:“砂壶始于金沙僧,团紫泥作壶具,以指螺纹为标识,供春见之遂习其技。”自供春学了他的制壶本领后,始为流传。供春的作品,传器有失盖树瘿壶扳金下署“供春”两篆字。又《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记有六角形及圆形变色壶二器,以为天地间怪诞之物。紫砂壶的制造,从金沙寺僧到供春,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据查考,早在明代初期,有关茶道著作中已经涉及茶具,多有言紫砂者。还有其他杂考、杂记等小品文翰也有所记述。例如: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屠隆在《茶说》一书的《藏茶》一段里有这样的记述:“……又卖宜兴新坚大罂,可容茶十斤以上,洗净焙干听用……用时以新燥宜兴小瓶取出,约可受四五两。又于《择器》一段中说:……金银为优,贫贱者不能具,则瓷石有足取焉……无釉瓦瓶,渗水而有土气,用以炼火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亦不必与猥人俗辈言也。”《考余事》卷三的《茶笺》中也提到宜兴茶瓶,“宽大厚实者,贮芽茶及久久如新,而不减香气。”由此可见,自唐宋以来,一直至明万历前期,茶注的主流仍然是金、银、瓷石,而较粗的宜兴陶器,只适合做贮茶叶的容器。这种说法或许不无道理。
然而到了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许次纾撰《茶疏》一书,在《瓯注》一段中,对当时的紫砂陶名匠又有新的记载:“……住时龚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造作,颇极精工。”又明成历进士谢肇于《五杂俎》一书的《茶注》一段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踊贵,吾亦不知其解也。”又明代文震亨于崇祯年间所作的《长物志》卷十二《茶壶茶盏》一段中写道:“茶壶兴以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春最贵,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体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而形制古洁者,更用适用,其‘提梁’、‘卧瓜’、‘双桃’‘记扇面’‘八枝细花’‘夹易’‘锡茶替’‘青花白地’诸俗式,瞑不可用。”又卷二《盆玩》篱说:“……盆以青绿古铜、白定、官哥等窑为第一,新割者五色内窖及供春粗料可用,余下入品。”总括起来,在明代后期,宜兴紫砂壶是从制缸一类日用粗货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任墅石灰山缸窑发现紫砂残片,明嘉靖年间吴经墓出土的紫砂壶带有“缸坛釉泪”,至供春和时大彬的茶壶都是以粗砂制造,供春甚至有粗料花盆出产,在在都说明了一个新艺术形式的发展初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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