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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物考古】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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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镇墓神煞俑承前启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前代及当时的阴阳迷信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为宋元时期堪舆家的丧葬学说准备了理论基础。唐代文献中首次出现明器“四神十二时”的称谓和“铁牛铁猪”镇墓驱邪的学说。《大汉原陵秘葬经》大致成书于金元时期,其中的“盟器神煞”基本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总结出来的系统完整的学说。
2.镇墓神煞的主要种类在唐代已基本形成,其型式亦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五代宋辽金元时期,镇墓神煞名目繁多,但其中的许多种类,如“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十二元辰”、“观风鸟”、“墓龙”、“仪鱼”、“金牛铁猪”等似皆可在唐代找到相应的实物,其型式皆是在唐代基础上的继续发展。
3.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发展为五代宋元时期在全国广大地区的流行准备了条件。唐代以后,许多种类的镇墓神煞俑跨越各自地区的界线,在全国广大地区广泛流布,较之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布区域更为广阔。
4.唐代的“镇墓神煞”还对东亚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韩国发现了统一新罗初期(7世纪末8世纪初)铜制兽首人身的十二时俑,可以看出所受唐朝的影响。8至9世纪的新罗墓葬中,如挂陵封土四周砌墙一周,其上按子午方位刻兽首人身的十二时像。日本奈良明日香村发现的一座古坟中出土了7世纪末8世纪初的十二时壁画,可见日本对唐文化的汲取之快超出人们的想像。8世纪时圣武天皇皇太子那富山墓的护石上也能见到十二时像。
八、仆麻卣论说
李学勤
商代青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长达20字的已可算作长铭。长铭均属商代晚期(殷墟时期)的后半,数量很少,因而相当珍贵,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要讨论的卣,器铭共有28字,内容也较重要,但一直没有得到大家注意。我有幸几次观察原件,试提几点拙见,向读者请教。
这件卣现藏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1990年曾由王长启先生发表,据称乃西安市文物商店收购,不知出土地点和时间。卣通高35厘米,左右跨梁,梁上饰夔纹,梁端有披角羊首。盖中央有爪棱形钮,高盖缘。器口沿下饰一道夔纹,中间饰兽首。腹横截面呈椭圆形,最大腹径偏下,为24厘米。圈足较低,饰夔纹,径17厘米。
首先须说明的,是卣的盖器并非铸作时的原配,上面文字彼此不同,是明显的证据。然而盖器能相密合,轮廓曲线调谐,锈色也上下一致,看来在埋藏入土以前已经错置,类似现象在商周青铜器中屡见不鲜。盖器分属的两件卣,原来形制、尺寸都应相似。
这种形制的卣,属于殷墟三、四期。仔细考察器口沿下及圈足的纹饰,可以将年代估计得更细一些。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夔纹,每个单位由头向相反的两条形态不一样的夔龙构成。头朝内的一条口向下,有所谓“瓶形”角;朝外的一条口向前,有尖角,并显示利爪。两条夔龙尾部互相贴结,形成一个整体,在夔纹中是罕见的,当系一定时期所特有。
两条形态不同的龙形相纠结,曾见于一件有盖簋。该簋通体饰两龙,一条有“瓶形”角,一条有螺纹尖角,互相缠绕,其神话意境与我们讨论的卣上夔纹类同,而表现方式有异。簋的年代被估计为商周之际。可与卣上夔纹直接对比的,是清宫旧藏的亚□簋。其圈足上有无地纹的夔纹,也是由头向相反、尾部贴结的两条夔龙构成,而且一条有“瓶形”角,一条有尖角。按“亚□”族氏源于殷墟黄组卜辞的小臣□所以簋的年代必在商末。依此推论,带有类似夔纹的卣的年代也应该相同。这与卣上铭文字体表现的年代特点正是吻合的。
说到铭文,卣盖的文字简单,一共只有4个字:宁川,父丙。
“宁”字(不是“”的简体字)暂依通行读释。“宁川”过去曾见于爵铭,是族氏,没有很多值得讨论的。
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卣的器铭。铭文上部也是族氏,共5字:
戈,北单,册册。
“北”、“戈,北单”或“北单,戈”,是商代晚期常见的族氏铭文,有关材料可参看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及白克礼《沙可乐氏藏商代青铜礼器》。李孝定先生曾指出:“卜辞有东单、西单、南单,均地名,惟未见北单。此所见北单,其始当亦为地名,及后始衍为氏族之名,亦犹后世西门氏、东方氏之比耳。”“戈,北单”或“北单,戈”,大约是戈氏一支居于北单者。这个族氏在1950年发掘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器物上曾经出现,说明于殷墟二期业已存在。
器铭下部4行,共23字,依原行款读释如下:
壬寅,州子曰:仆麻,余
易(锡)帛,(囊)贝,蔑
女(汝);王休二朋。用
乍(作)父辛。
“州子”,人名。殷墟卜辞屡见某子,如□子、唐子、妍子、邑子等等,均系王朝大臣,与文献所见微子、箕子相同。周代王朝大臣,如《春秋》经传所见,在世时也多称“子”,有刘子、单子、成子、尹子等。州子的身份也是这样。
“仆麻”的“仆”字,写法同于卜辞《殷墟书契后编》下20,10,罗振玉作了正确读释,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有进一步论述。“仆”在这里是职官名,即驾车的御者,相当于后世的大仆。“麻”是仆的私名,其字下右部省去两点,但仍不难辨识。
州子讲的话,在称呼“仆麻”之后,“余锡帛、囊,蔑汝”为一句。“余”乃州子自称,他赏赐仆麻的有“帛”和“囊”两项。
“帛”未言单位,估计那时的帛在长度和质量上已有定制。
“囊”亦见于宋代著录的寝□鼎,其字象袋中置,袋有底,与“有底曰囊”相合。推想这是散,不同于以“朋”计算的串,但仍应有规定的数量。
“蔑”意同嘉,也就是奖励。这个字没有赏赐的意思,不能以“蔑汝王休二朋”连读,讲成州子把王赏的两朋转赐给仆麻。因此,只能连上读为“余锡帛、囊,蔑汝”。
“王休二朋”,“二朋”合文。铭文是记州子的话,先说自己对仆麻赏赐,然后提到商王对仆麻的赏赐。如果“王休二朋”系仆麻的话,就应该放在州子的前面了。
估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大臣的州子曾接待商王,他的下属仆麻为王驾车,得到王的欢心,州子也因而获宠,所以对仆麻给予奖赏,并将王的赏赐颁付于他。
事情的发生当在州子的封邑。甲骨文地名未见有州。周代的州,有姜姓州国(在今山东安丘东北)和偃姓州国(在今湖北监利东),两地距商王都均较远。《左传》隐公十一年载周桓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十二邑,其中有州,在今河南沁阳东南,距商都为近,州子的封邑可能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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