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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钧先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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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宝钧先生的遗著。按照先生原来计划,拟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礼、乐器;下篇为兵、车器。现在,仅初步完成了上篇。

遗著作者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搜集整理材料,一九六五年八月写出初稿,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又作了一次校订和修改。一九七一年,夏鼐同志审阅了原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先生逝世前不久,当我们去探望他的病情时,先生曾以原稿和夏鼐同志的意见书见示,并说如果我病情好转,可以再加修改,实在不能起床,你们可代为整理。”现在,我们就是遵照先生的遗言、家属的委托和出版社的约请进行整理的。

我们对遗著进行的整理工作,只限于以下儿点:

一、校对本文和引文。

二、根据我们的认识,对遗著明显的错误,或者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妥当的地方,进行局部的修改。但是,如系学术上正在讨论或争辩的问题,则一律保留不动,以利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三、删节不必要的叙述文字、插图和个别的图版。

由于我们的理论、学术水平不髙,对先生学术活动和科学著作的认识不深,整理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我们曾听先生说,原著在编撰过程中,从材料的搜集,插图的描绘,图版的摄制等等方面,都得到了考古研究所各位同志,尤其是夏鼐同志的精心审阅和赵铨同志的大力协助,以及河南、陕西、山西、南京等有关文物单位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有关同志的支持;另外,本书英文提要是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翻译的。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二)

郭宝钧先生,字子衡,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从事考古工作。

一九二八年,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殷墟开始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先生是第一

批参加者之一。以后于三十年代又多次参加和主持了小屯村一带殷墟宫殿遗址的发掘,写出了《区发掘记之一》、《区发掘记之二》(凡文中所提到的郭宝钩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均详见著作目录。下同。)等发掘报告,肯定了殷墟宫殿建筑的遗迹,修正了殷墟漂没说等错误认识。

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二年,先后两次参加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作,与梁思永先生等编写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城子崖》。

一九三一年对河北省磁县窑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磁县磁业调查记》一文。

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在河南濬县辛村两次主持了西周时期卫国墓葬的发掘工作,编写了《濬县古残墓之清理》、《濬县辛村》等考古报告。

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又先后两次参加了辉县琉璃图和汲县山彪镇等地的考古发掘,并写出了《山彪镇与琉璃图》等专题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考古事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解放前比较起来,发生了根一本的变化。就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考古研究所刚刚建立的时候,我国就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新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一九五〇年春,先生主持了殷墟洹北武官村大墓和洹南四盘磨等处的发掘工作,获得了殷代社会是奴隶社会的重要证据,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一九五一年六月,编出了《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先生又三次参加了辉县琉璃图、固围村、赵固区、褚邱、石泉等地的考古发掘,并与夏鼐等同志一道,编出了考古学专刊《辉县发掘报告》。

一九五二年,先生同夏鼐等同志一起,带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在郑州和洛阳两地进行实习性的考古发掘。在郑州发现了著名的商代早期文化——二里岗遗址;在洛阳东郊发现了各个时代的墓葬,并写出了《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一文。

一九五四年,为配合洛阳的社会主义建设,先生又主持了洛阳西郊的发掘,找到了汉河南县城的遗址,提供了探索周王城的线索。一九五六年先后编写了《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和《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

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在以主要精力从事田野发掘工作的同时,还利用机会,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有关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在玉器方面,著有《古玉新诠》,对玉器发生、发展的线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在漆器方面写有《教育部交管长沙古物之检》、《宫闱燕居图彩奁素描》等文章,除了对漆器本身有一些探讨外,还对古代服饰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对铜器方面的研究,先生用力最多,收获也比其

他方面大。三十年代初,写出了《古器释名》、《戈戟余论》等文章,一九四一年春,又编著了《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编》(又名《中国古铜器学大纲》),以后又写了《薛氏款识齐侯钟铭读法考》、《由铜器研究所见到之古代艺术》等文章和专著,对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作了一些比较系统的概括和初步的综合研究。

全国解放后,先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开始接受新的唯物史观,并逐步地用它来指导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有了一些新的收获。

一九五年,在科学院有关人员参加的-次座谈会上,先生提出了殷周社会的人殉问题,并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介绍了自己所见到的情况,为郭沫若同志的有关殷周时代是奴隶社会的科学结论,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先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田野发掘转入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继续研究。在五十年代写出了《关于戟之演变》、关于新郑《莲鹤方壶》的探讨等文章;六十年代初,编著了《殷周车制的研究》、《殷周的青铜武器》等文章和专著;一九六三年出版了综合性的专门论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该书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社会状况,即夏、商、周三代的社会面貌。它是先生试图用新的历史观,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尝试,这无疑对我国古代社会史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其中有一些论点还值得商榷,有一些看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必须有分析地加以利用和借鉴。

此后,先生为了使多年的心得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又提出了两项综合性的研究计划,即《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和《〈考工记〉注释》。不幸,先生突然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逝世,后一项计划未能完成,殊甚遗憾!

四十多年来,先生将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的考古事业,对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郭宝钩先生的遗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是根据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商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汇集写成的。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试图通过商周青铜礼乐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来说明我国奴隶制时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规律。二、研究范围是青铜礼乐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铭刻,尤其着重铸造,而很少涉及铭文内容。三、取材主要是发掘品,其次是有记录可查的采集品,传世铜器一般地不在研究之列。四、采用的方法是分群界标法。

我们认为,这部遗著尽管偏重在考古材料的汇集和综合论述前人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包括了作者本人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验及其独到的见解,从而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由于遗著写作于六十年代,其主要部分是在1966年前定稿的,加之作者本身的某些局限,因而在取材和立论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不免都有可商之

处3关于如何具体评价这本著作,自有待于学术界的讨论。我们在整理遗著的过程中,对于遗稿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现在提出来仅供参考,并希枇评指

下面我们谈三个问题

一、商周青铜文化的分期和研究的方法问题;

二、商周青铜礼乐器铸造技术的变化反映社会生产的变化;

三、商周青铜礼乐器器群组合的变化反映社会阶级和礼制的变化。

一、商周青铜文化的分期和研究的方法问题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郭沫若同志先后在其《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著作中,分别从青铜器的铭文、形制和花纹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中国青锎时代的分期问题①。他的取材,主要是传世铜器,几乎没有发掘品。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学刚刚兴起,发现铜器极少,尚无从取材。他的方法是标准器法,即首先从铭文入手,以个别有年代可考的铜器为标准器,再串联本身无年代可考的其他铜器,然后对各期铜器的铭文、形制和花纹进行综合研究②。他的结论是把中国青铜时代分成了四大期③,目:

第一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前期。

第二勃古期一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开放期一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

第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毫无疑问,郭沫若同志的这些著述,为中国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考古学生气勃勃地成长起来。解放以后,经过科学发掘出来的青铜器越来越多,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现在,通过殷墟、辉县、郑州、黄陂以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南和四川等地的考古调査、发现、发掘和研究,不仅证明了商代后期的铜器可以分期4,而且找到了商代前期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商代前期的铜器⑤。七十年代前半期,更在郑州发现了两件大方鼎⑥,又在黄陂盘龙城发现了大批商代前期铜器⑦。据研究,这些铜器确实早于殷墟的商代后期铜器⑧,完全证实了郭沫若同志在四十多年前所作的关于“殷商前期”的推测。尤其可喜的是,最近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新发现了一枇早于上述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⑨,把我国青铜器的发展史又提早了一个阶段。

总之,通过以上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完全证明了髙度发展的殷墟晚商青铜文化,来源于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青铜文化;而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青铜文化,又

来源于以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早于早商的青铜文化。这样,中国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一清二楚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今天那些编造什么中国的铸铜技米是从“外来信息”的“作用”下发展起来⑩的无稽之谈是十分可笑的,只不过暴露他们并非严肃地进行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迎合政治需要的信口开河而已。

关于西周的铜器,五十年代以来,也有不少有断代意义的器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例如长安普渡村长囟墓的发掘?,就提供了一批穆王时期的可靠的断代标准器。又如丹徒《梵侯头殷》⑩、扶风《师截鼎》?和临潼新近出土的《利殴》?,乃是康王、恭王和武王时的重要标准器。至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对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更提供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新资料⑩

关于东周的铜器,解放以后发现也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寿县蔡侯墓的发掘⑩,为春秋晚期的铜器断代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标准器。新近发掘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器,则又为战国时期铜器的断代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在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工作者把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分成了七期⑩,其中一至四期都有铜礼器发现;五至七期也有仿铜的铜礼器发现,为东周铜器分期提供了一批值得参考的新资料。

以上所有这些新的资料,目前很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整理与研究,而郭宝钧先生的这本遗著,就是在这些方面根据他所见到的材料所作的一种初步尝试,照他自己的话说:“本书之作,正是激发于今日的大好形势”(第2页)。毫无疑问,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并建设社会主义,考古学上的这种大好形势是永远也不会到来的。

遗著在研究青铜器的方法上是有所创建的。过去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往往着眼于单个的铜器,这固然是必要的,但若仅注意于此而忽略了单个铜器之间的联系,也不易作出正确的结论。遗著则从铜器的群和组的角度出发,尤其是还联系到出铜器的墓葬,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地进行研究的毛病。同时,遗著取材于发掘品,其根据一般是比较可靠的。在这种基础上采用界标法,的确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历史好比全部旅程,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树立一些里程碑,只要看一看里程碑,就知道走了多少路。当我们研究一群铜器时,只要把它同前后两个界标(即两个标准器组)比一比,就可确定它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了。其实,这种方法仍然是郭沫若同志的标准器法的扩大应用。

遗著在中国青铜器的发展过程中,一共立了六个界标:

1郑州二里岗器群;

2安阳小屯器群;

3西安普渡、村器群;

夂陕县上村岭器群;

5。寿县蔡侯墓器群;

6寿县朱家集、信阳长台关器群。

这六个界标中,除信阳长台关器群证据薄弱尚可商榷外⑩,其他大致是可靠的。遗著根据这六个界标,又从铸造、器形、花纹、铭文等四个方面把中国青铜文化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

1早商;

2中商;

3晚商及西周前期;

4西周后期及东周初年、春秋早期;

5春秋中期以至于战国;

6战国中末期。

遗著这样划分,一方面大体反映了目前我国对于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水平,另方面也能切合商周时代青铜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具体地论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抓住了战国中期是我国青铜文化发生剧变时期的这一契机。后面两个问题都是目前研究中国青铜文化中应该重视的。


我们认为,遗著的六期划分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这毕竟仅具粗略的轮廓,

其中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当然,这类问题有些是属于“争鸣”范围的,我们也不妨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遗著作者把西周穆王时期归入上段,即“西周前期”,显然是沿郭沫若之说。不过,这样划分,似乎还是混淆了穆王时期的某些重要的变化现象。

另外,有些材料的具体年代,还有可商之处。例如二里头的青铜器,未必都属于“早商”的范围又如上村岭虢国墓全部归入东周初年(即前770至前723年〉和春秋早期(指前655年以前),而把郏县太仆乡的铜器群归入春秋中期。

遗著第五章提出了“先战国期”,并规定其绝对年代为前481年至前403年,但把蔡侯墓(前493年至前447年)归入春秋后期,即不在“先战国期”的年代范围内,这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其实“先战国期”所根据的材料,据我们看来,大半(例如第1犯、139140141、154等分群)都属于春秋中晚期。

以上是举其大者,至于个别墓葬,尤其是所录战国时代的诸墓在年代上的出入,以

及个别铜舉演变顺序的处理欠当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遗著把研究的基点放在发掘品上是对的,但完全否认了传世品的重要性,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作出的结论就不能同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列鼎制

度。本来,考古发掘材料证明,在穆王时期就已出现了列鼎,而在传世铜器中更可证明西周后期已普遍地存在,厉王时有七列的《克鼎》,就是很著名的例证。然而遗著却仅就发掘品来说,把“七鼎、五鼎排列成行,形式相同,大小相次的组合”(图版陆壹)看成是“上村岭初次发现”的(第四章71页)。这样,对于周代礼制变化的许多现象就

很难得到科学的说明了。

其次,关于个别器类的兴灭,也有同样的情况。例如铜豆,不仅在西周后期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而且在西周前期就早已出现了。但由于这些器物是传世品,遗著就统统不用,从而作出西周后期始有铜豆(见本书第62、141、138页)的错误结论。总之,我们认为,只重视发掘品,完全忽视传世品,至少在取材方法上是不全面的,容易形成绝对化和主观论断,这就很难“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了。

遗著搜集的材料可以说是比较丰富的。全书共列举了175分群,截至1966年,商周时代铜器的主要发掘品,遗著基本上都接触到了。仅从材料这一点,的确给予了考古工作者和其他读者很大的方便,真是可以“使读者省去翻检之劳”(第3页)了。经过我们的核对,这175分群中,百分之九十都是科学的,或者比较科学的。但是,也有少数的分群不符合遗著所定“器必成群,失群不录”(第2页“同墓中物为一分群”(第4)的原则。为了统计方便,遗著把两个墓或三个墓(如第19、40、86、89分群)、一+窖藏(如第77、105、106分群)、同一地区不同单位(如第3、4、31、63分群)、甚至把不同地区(如第115分群,出自山东、陕西两省)所出铜器,分别合为一个分群,这类分群是不科学的,造成自相矛盾。这似乎又是处理材料不够谨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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