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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上供正赋与南宋的各种杂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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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宋代的财政制度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预算都是由中央计司计度规定的。根据后人对宋初中央与地方间财赋分配关系形成过程的描述,这种制度近乎于理想化。那就是中央首先根据各地的财税收入和开支需要,决定他们的预算,拨留定额的财赋,然后再来安排剩余的钱物。一般讲,除部分仍留于本地贮存外,这些钱物都需上缴,或上供,或移往别路。像盐利、酒利、商税等收入当时一般都被留充地方经费,上供钱物的主体是两税所入。

这种描述对于宋初的几十年历史来说,可能大致接近事实。从仁宗时期(1023-1063)起,情况逐步发生变化。中央政府为了满足自身开支的需要,不断扩大对地方财赋征调的数额,无力照顾中央与地方在财赋分配中的平衡关系。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少数时期外,国家的财政开支相比于法定的财税收入,一直存在着巨额赤字,入不敷出,中央计司只得丢卒保车,竭力保证中央财政的开支,置地方经费于不顾了。

财政赤字的产生,也并非由于财税收入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开支增长的缘故。宋代京师缗钱开支的增长是个显著的例证。宋代初年,京师各项开支合计,全年不过缗钱一百五十万贯,到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间(1119-1125),竟然增长到岁支一千四百四十万贯,较宋初约增九倍。南宋初年由于机构减损,驻军有限,行都岁支缗钱九百六十万贯,此后不久即重蹈北宋覆辙,开始新一轮的增长势头,到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又一次达到岁支一千四百四十万贯,较南宋初增长五成。综合各种记载,我们可以画出宋代京师缗钱开支增长曲线图。

除此之外,又如京师的粮斛、内外军费、官廪吏禄、宗庙供奉等等开支,都是连年成倍增长的。尤其是军队的数量,从宋初的内外三十余万,增长到仁宗以后的一百多万,对于财政开支的影响最大。

宋代国家财政开支连年增长,其中中央财政开支增长的速度又超过地方经费,中央计司必然逐年增加对各地的财政征调,以应付开支。北宋时期,中央财政征调项目的主体是上供钱物,称为正赋。各地州军上供岁额都由中央格令正式规定,编成《上供格》。北宋《上供格》初编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仁宗以后,开始不断重编,也就是不断高对各地财赋的征调额。康定(1040)、庆历年间(1041-1048),宋夏战争,开始形成增加上供的第一个高潮。神宗熙宁以后,又数次重修《上供格》。据南宋陈傅良的记载:“熙宁新政,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数倍。”此外,神宗元丰五年(1082),宋廷还于上供正赋之外创设了一个新的征调地方财赋的项目,称为无额上供,当时此项岁入约为一百七八十万贯。

到了南宋,按照自北宋以来的《上供格》向地方征调的上供钱物,仍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主项之一,不过中央增加征调的主要途径,已经不是一再重修《上供格》,而是在此之外另设新的征调项目。所以在南宋时期,上供一词作为泛指,仍可包括中央向地方征调的所有财赋,但若落实到具体财务账簿,上供就仅是各种征调项目中的一项了。

南宋新设征调项目内容很繁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经总制钱和月桩钱两项。

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首创于北宋末年。宣和三年(1121),发运使陈遘兼任东南七路经制使,增收各种杂税,称之为经制钱,靖康元年(1126)废罢。南宋建炎二年(1128),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人为扩大中央的财政收入,建议重新向地方征收此钱。当年下诏复收官府印卖人户税租钞和田宅买卖契纸的钞旁定帖钱。第二年改为五项:权添卖酒钱、量添卖糟钱、增添田宅牙税钱、官吏俸百分取一头子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绍兴元年(1131),将无额上供钱二项附经制钱起发,前后共七项。绍兴五年(1135),参知政事孟庾举户部财用,设置总制司,仿照经制钱体例,增收总制钱,当时奏立的杂税及调用财赋名目有增加官钱出入头子钱、耆户长雇钱、抵当四分息钱、转运司移用钱、常平司七分钱、免役一分宽剩钱等等二十余项。

经总制钱是南宋中央财政的重要收入项目,宁宗年间(1195-1224),经总制钱岁入在东南地区达一千四百四十余万贯,另外四川地区五百四十余万贯,总计一千九百八十余万贯。与此同时,经总制钱所包括的征调财赋和杂税名目日渐烦多,据南宋后期《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十所载《点刑狱司申起发收支经制钱物帐》,和《点刑狱司申起发收支总制钱物帐》,经总制钱具体收入项目已多达四十余种,每一项目下的细则更是极其苛杂。

分析经总制钱收入的各具体项目,其中部分系挪占原属地方的财赋,如转运司移用钱等,多数则是新立的杂税名目和酒利商税之增额部分。也就是说经总制钱立制本意更多的是基于直接取之于民,而不是增调于地方财政。但实际中这些杂税名目的收入常常远不足以满足中央分摊于各路州县的经总制钱定额,州县不得不或变换手段,另征于民,或分割原属地方的经费予以补足。其中主要的财源出自酒利和商税。例如南宋后期庆元府官酒务的利入,每一百贯中除去三十九贯八百四十二文留充本钱外,其余的纯收入六十贯一百五十八文,有四十二贯三百九十四文划归经总制钱,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强。酒利、商税从北宋前期主要留充地方经费,改变为南宋时期大多供中央财政开支,主要就是通过经总制钱之征完成的。

月桩钱之征始于绍兴二年(1132)。当时淮南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建康,宋廷为了保证对其军费的供应,下令江东路转运司按月调集酒利、商税、上供正赋、经制钱等财赋十万缗,桩发供应。所以月桩钱的本意,就是由地方按月桩发各类财赋,定额供应中央军费。绍兴二年后,这一制度逐渐由江东路扩大到江西、湖南及浙西路。

按月桩钱制度的本意,由州军合并各类财赋利入供应中央军费,并不一定增加对地方的征调。问题在于在其实施过程中,由中央规定合并的各类财赋与每月桩发军费的数额,两者之间常常出现很大缺口,需要由地方用其他的钱物予以补足。而且绍兴以后,原来规定拨充月桩钱的许多钱物又不断被中央改拨为另外项目,真正留给月桩钱的财税,据孝宗时江西路转运判官赵汝愚的说法,只剩下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州县需以另外钱物补足月桩钱的比例,当时约占总额的一半。孝宗以后,这一比例又有扩大。

州县用以补足月桩钱的财赋,不外出于挪用原属地方经费的部分钱物,以及向民户征敛两种途径。月桩钱与经总制钱不同之处在于它自身就制度而言并无专立的杂税名目,向民户的征敛全出于法外行为,其中尤以湖南的曲引钱与江西的科罚,最为著名。

绍兴初创月桩钱时,岁入四百万贯。至光宗绍熙以后,仍为三百九十余万贯。

南宋在上供正赋之外扩大对地方财税的征调,创立各种杂征调项目,对于国家财政结构造成了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中央划归各地方州军军政开支的经费越来越趋于固定化,中央计司及其派出机构各路转运司由于自顾不暇,逐渐失去对地方州军财赋通融计置的能力。南宋时期,尤其严重:“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而中央留给地方的定额窠名,与各地实际军政开支之间,又无不存在着巨大缺口,地方财政赤字为预算的二倍、三倍,以至四倍、五倍不止。虽然国家敕令规定创税增赋,都属于中央财政的权力,不容地方染指。实际中,各地州军无不名目百出地苛敛杂征,以补足地方经费的缺口,中央不得不予以默认,从而使得宋初以来关于地方财政的许多制度,在实际中失效,地方的财政独立性有所加强。这是在像中国这样广阔的地域中实行财政的高度中央集权必然形成的一个结果,即中央集权最终表现为中枢机构对财税利源,而不是对具体地方财政手段的控制。

第二,各路州军为补足经费缺口,于法外苛敛杂征,名目百出,致使地方财税制度极其混乱,在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无法掌握各地财政收入确切情况。尤其是南宋新设的各类杂征调项目,都由多种财税收入组合而成,地方对财赋移挪补摊,并不完全按照中央原定窠名分拨。地方的财税结构与中央征调结构不协调,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权。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全国财税结构的改善。当时地方杂税丛生,而全国上下财政收支窘迫状况日甚一日,财税收入在各个环节中损耗过大、效率不高的现实,与此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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