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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乍暖还寒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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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节气的转换,士大夫和普通士人感觉最敏锐。

刚登金榜的才隽之士全祖望回首康熙晚年以至整个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肆虐,有感于乾隆初政以来文字之禁的解除,不胜欣喜地说:“欣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这个雍乾之际最著名的史学家死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一生创作最旺盛、他最想在著述近代史和当代史上能够最大可能地保留自己独立的见解时,正好赶上雍正时期与乾隆中后期两个文字狱高峰之间的谷底。从积极的方面看,他给后人留下了明清鼎革和清前期诸多珍贵的史料;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组望生前得以幸脱文网,死后也因极偶然的缘故而躲过了乾隆中后期文祸的浩劫。

全祖望在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二岁了,照常理刚及而立之年便春闱登科,前程正无可限量,但他坎坷的后半生却恰恰从这时开始了。

当年九月特开博学鸿词科,以全祖望的才学本该不成什么问题,结果竞出人意外地落了榜。他的挚友杭世骏深有感慨地说:“绍衣之考证,据天下之最,近代罕有伦比,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全祖望,字绍衣,他所著《七校》、《三笺》是独步一时的考据佳构,所以杭世骏认为绍衣未登词科,不在才学而在命。

其实,这倒不能全归之于命运。据说全祖望未能通过博鸿之试,原因在于大学士张廷玉对他没有好感。当时张廷玉以三朝元老,一身而兼大学士与辅政大臣二任,视为朝中权相。博鸿失败后,全祖望尽管仍在翰林院供职,但他心中隐隐感觉前景不容乐观。据全祖望后来讲,历事康、雍、乾三朝的名士方苞预感兆头不妙,曾劝他及早辞官隐退,他没有听,祸事果然很快降临了。

得祸之由是全祖望写了《皇雅篇》一文,篇中有“大讨贼”一段,这“贼”指的是闯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明崇祯帝仓皇奔景山,投缳自尽。由谁来讨贼呢?全祖望说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他在《皇雅篇》中描述清兵“讨贼”进入北京时说:“燕人望师如拯焚,一朝快复仇,壶浆夹道出九门。”你看,京师的老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全祖望笔下的清兵不是成了为明朝报弑君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王者之师了吗?对清朝入关第一帝的顺治,全祖望更是极尽美化之能事,说他是“圣人”,冲龄不及十春便命摄政王多尔衮“为我讨贼清乾坤”。这种近于谀颂的应景之作出自全祖望的笔下,真令人替他惋惜。但就是这篇颂扬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文字,却被全祖望的仇人指为“悖逆”。他们说全祖望在《皇雅篇》中把崇祯帝写成了有德之君,竞有“明烈帝(崇祯),非荒君,十七载,何忧勤”之句,这分明意在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他们还特别指出“为我讨贼清乾坤”这一句诗,说全祖望故意将“贼”字冠于“清”之上,名为颂扬清朝而暗肆诋斥毁邦,这不是“悖逆”是什么?无中生有,罗织周纳,竟到了如此地步!也真叫人无话可讲了。但全祖望终能幸免于祸,据说是“某大学士为之解释”。

有人说这“某大学士”就是李绂。李绂在雍正朝屡起屡蹶,乾隆即位,万象更新,在世人当中声望很高的李绂又恢复了侍郎衔。他仍然改不了“远闻佳士辄心许”的爱才如命的老毛病,对才情横溢的后起之秀全祖望,更怀有特殊的眷爱。全祖望顺天乡试中举,内阁学士李绂看到他的行卷深为嘉许,尔后考中进士的丙辰科,考官之一就是李绂,出面荐举他参加博鸿之试的也是李绂。全祖望因《皇雅篇》而受到诬陷,李绂出来援救是可能的。但李绂一生从未入阁拜相,没有作过大学士;再者,乾隆元年他就因荐举过众,左迁詹事。他是否有力为全祖望开脱,并得到乾隆的首肯,不能没有疑问。

这“某大学士”若说是鄂尔泰似乎更有可能。乾隆初年,鄂尔泰与张廷玉不和,而鄂尔泰位居张廷玉之上,全祖望不得登词科为张廷玉所梗,在大小臣工分别投靠鄂、张,隐然对立的乾隆初期,全祖望因恶张而趋附鄂自在意料之中。全祖望后来为方苞写的《神道碑铭》中就流露出对鄂尔泰的好感。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不管这“某大学士”是谁,乾隆总算接受了他的“解释”,判定全祖望是无辜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应归之于乾隆初政,相对开明,在“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禁”的氛围里,有人敢站出来为蒙冤者讲话,而乾隆还听得进去这样的话。

有惊无险,一场虚惊。但从恶人的诬陷中挣脱出来的全祖望还是深受触动。他这个人生性耿介,待人接物直来直去,既处处与人为善,也疾恶如仇;有不少好朋友而树敌亦多。回想起方苞前此的忠告,从《皇雅篇》事件后,全祖望退隐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了。

第二年翰林院朝考,全祖望被置于劣等,散馆后分发知县。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抑郁愤懑,心灰意懒。他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就辞官回到了家乡浙江鄞县。

全祖望的后半生,曾主持过浙江宁波蕺山书院和广东端溪书院的讲习,但时间都不长。他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史学。他酷爱历史,特别想为活跃于明清之际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先贤立传,为他十分熟悉的康、雍、乾三朝那些气节凛然、个性鲜明的人物立传。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正当他埋首于著史之时,害了一场重病,一只眼睛忽然失明了。有人就说他“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怎能不害病”!然而,一目忽眇是小,全祖望拳拳于记述时事,这在当时更隐藏着杀身破家的危险,这他怎能不知道呢?但先人的那些事迹就像胸中的一团火,他非要把它写成火一样的文字,让它在世上流布。

最早使全祖望立下著史之志的是他的祖母张氏。祖母的父亲就是为抗清而壮烈献身的烈士张煌言。有关张煌言的种种轶事,全祖望就是听张氏祖母讲的。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七日,张煌言在一个海岛上遭到清兵的偷袭而被捕。十九日押解到南京,浙江提督张杰设宴迎接,张煌言对他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张杰无奈,把他解到杭州。路上看守他的士兵在船头低唱苏武牧羊曲,又有人偷偷把诗放在舱中,上面写道:“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张煌言知道他们在激励自己,希望他学苏武,不能屈节失志;学文天祥,要杀身以成仁,发扬民族正气。九月七日张煌言在杭州就义时,遥望凤凰山一带深情地说:“好山色!”遂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听这些故事时,全祖望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深深地感动了,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坚毅卓绝的伟人而骄傲,为自己家族有这样一位志节皎皎的英杰而自豪。

全祖望弃官治史,更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老家浙东地方清朝初年出了几位名闻遐迩的大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余姚黄宗羲和鄞县万斯同。全祖望佩服黄宗羲的学问,更敬仰他的品德节操。黄宗羲批评明人讲学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他教育学生要以“六经”为根柢,做有益于世的真学问。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敬承师教,主张“无益之书不必观,无益之文不必为”。康熙中他参与了官方《明史》的纂修,但讲明是以“布衣”身分入馆,这样终归少一些约束。全祖望全面继承了黄宗羲、万斯同的学术宗旨,而且又有所发展。他把写史的范围从古代推进到近现代,除表彰前朝忠义之士外,特别把眼光集中到当今之世,写了他身边诸多遭遇坎坷的悲剧人物。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此外他又为清初那些忠于明朝而不与新朝合作的所谓“明遗民”立传,表扬为先儒肯定的可贵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显而易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全祖望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作为,对保留明清之际及康雍乾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信史,意义不可估量。然而,也恰恰因此而最担风险。

全祖望的志向与康熙晚年罹著史之祸被杀的戴名世极为相近,他也想于官修《明史》之外,完成一部具有独立见解的明代三百年信史。

中国自古因撰写历史而贾祸者不绝于书。史官见柄国者有虐政,拼命也要直笔以彰其恶。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大臣崔杼杀了国君光,太史据实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为此被崔杼杀了。太史的弟弟照写不误,也被杀掉了。另一个弟弟仍坚持如此书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了。南史氏听人说太史阖门尽亡,就抱着竹简跑去了,半路上得知此事已记录在册才拉倒。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为秉笔书史而获罪致死的吧!到北魏时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史狱。魏明元帝和太武帝时司徒崔浩主持纂修北魏的开国史。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国家,这在汉族的传统观念来看,算不得正统,况且北魏进取中原时难免杀掠之类的野蛮行为。崔浩在修史时如何处理这些难题,不得而知,但他到底还是以“暴扬国恶”而得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中书侍郎高允冒死力争,认为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最终仅仅崔氏及其姻亲夷五族,被株连的其他数千口人才幸免于难。可见写史绝非蹲在象牙塔里悠哉游哉地搞学问,它总是脱离不开与现实政治的敏感问题。王朝鼎革之际,特别是像崔浩史狱那样新王朝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情况,忌讳尤多。带有遗民情绪的人,执着于“华夷之辨”的人,往往通过撰写历史而寄托对前朝的怀恋,对“夷狄”所建立的新朝则难免不敬,甚至诋讥。有清一代第一起文字狱——僧涵可史狱,就是这样发生的。

顺治四年(1647年)冬,把守南京城门的清兵盘获了一个名叫涵可的广东和尚。从他的经笥中搜出了一本名为《变记》的史稿。在审讯过程中,涵可受到严刑拷打,夹棍折了又折。年底,以《变记》记录了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摄政王多尔衮命将涵可械送京师,关入刑部大狱。第二年四月,问定罪明,流放到了冰天雪地的沈阳。

康熙初年,又发生了清代文祸史上一桩罕见的大案——《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双目皆盲,很想效法著有《国语》、同自己一样失明的左丘明也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不过他对历史并不在行,就出钱购买了明末人朱国桢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延揽远近有志于纂修前朝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及南明史。在叙述南明史实时,仍奉弘光、隆武、永历正朔,不承认清朝正统地位。书中某些涉及满族先世——建州女真时,也据实记载,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落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了,以为奇货可居,就买了一本去讹诈庄廷罐的父亲——这时庄廷鑨已死——却被顶了回来;因为庄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当时康熙还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大权掌握在四辅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手里,他们极为重视,称旨究治。第二年这件大案才审理结束,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凡在《明史》书首列名参阅的人,不管是否真正参与纂修没有,通通受到株连,一说“杀七十余人”,一说“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被凌迟处死的潘柽章和吴炎两位年轻的史学家。潘、吴原是明末秀才,明亡时不过二十出头,两人立志以私人之力写一部《明史》,以继迁、固之后。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十分敬慕,把自己所藏的千余卷史料全借给了他们。潘、吴为修史殉难后,顾炎武赋诗祭悼两位英杰的亡灵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他们的史才和品节推崇到了极点。

康熙年间继《明史》案后震惊朝野的史狱是《南山集》案。这一大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此案勃发前的四十几年间由于康熙有意识地缓和了旨在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民族思想的文化统治和封禁的政策,因而没有再发生什么真正称得上文字狱的案件,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对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现实则大体上认同了。谁想到康熙晚年又翻出戴名世著述明朝历史的旧案来惩儆人心呢?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对官修的《明史》有所不满,想独力私撰一部《明史》,他的才识也足以担当此任。梁启超讲过,有清一代史家如林,令他俯首者就只有戴名世与章学诚二人而已。然而,戴名世还没有动笔写,大祸就突然临头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身为翰林编修,而“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命“严察审明具奏”。刑部奉旨严审戴名世,最后集中在戴的《南山集》里引用传播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中“悖乱之语”。方孝标也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年间官至侍读学士,后无辜得罪,被流放宁古塔(今吉林农安县)。康熙即位,遇赦还乡,家业早已败落。平西王吴三桂蓄谋叛乱,亟亟于网罗人才,就把方孝标请到了云南。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方孝标又回到桐城老家,就把在云南、贵州两地巡游所见所闻编成一书,名之日《滇黔纪闻》。其中多记有南明忠臣义士及永历帝在滇省抗清等史事,其纪年也用“永历”年号。有志于著述《明史》的戴名世看到《滇黔纪闻》,发现该书所记事实翔实可信,并由此认为明代历史下限应延至南明永历帝被清军俘杀之时的康熙元年(1662年)。易言之,顺治朝十八年算不得正统——这些意见都记入了《南山集》中。康熙五十二年,历时一年多的《南山集》案到了结案阶段,刑部等衙门的判决十分严厉:戴名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已故的方孝标亦应照大逆律锉尸,方、戴两族俱应照律缘坐,为《南山集》写序、刊刻以至贩书者均应依律治罪。看来法司要兴动有如庄氏《明史》案那样的大狱了。幸亏康熙很慎重,最终除戴名世处斩外,受株连者则作了充军黑龙江、编入旗下等的从宽处理。戴名世认为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历史地位不应一笔抹煞,在今天看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确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这对清朝的正统地位构成了威胁。康熙批准追究戴名世等人的文字之责,最后竟将戴名世处死,其背后的原因固然极其复杂,但毕竟是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全祖望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当初戴名世构想他的《明史》时的处境也惊人地相似。康熙亲政后,戴名世曾说:“今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者万端。”活画出经历过《明史》案雷霆般震撼又幸逢雨露润泽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乾隆初政,以宽缓矫正雍正的严猛,十几年没再搞什么文字狱。乍暖还寒时节,士人们虽余悸尚存,却又有蜇动的欲望。全祖望由衷地讲过“欣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话虽这么说,但经历过康熙朝江浙两大史祸,特别是有了戴名世的教训后,仍不免含毫惶惶,下笔凛凛。

他写张煌言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与郑成功相配合大举北上抗清时,是这样描写大江南北民众欢迎盛况的:“公(张煌言)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谓见。”老百姓竟如此发自内心地迎接郑成功、张煌言的队伍,这里固然有希望恢复汉家天下的成分,但也真实地反映出大江南北人民对清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式野蛮征服和强制剃发易服、圈占土地之类残暴统治的强烈敌忾情绪。全祖望如此写显然大大犯忌,因为他道出了那一特定时期人心向背的实情,本身就构成了对清朝统治的否定。为冲淡这过于鲜明的政治色彩,全祖望又在文中对清统治者时有美言。在提到清廷没有杀害张煌言在家乡的亲属时,全祖望写道:“世祖(顺治)之所以待公(张煌言)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他把势不两立的双方都照顾到了。

全祖望为坚决不出仕清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李□等“胜国遗民”立传,叙述明末忠臣义士钱肃乐、孙嘉绩等人的抗清事迹,都采取了写张煌言的笔法,或者说策略。他十分小心地避开与清廷对立的立场,不触及“华夷之别”这个敏感问题,而单从忠义的角度,去为胜国遗逸、忠臣志士们的抗清行动寻找思想根据。这种迂回的写法,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可以为清统治者所宽容的。全祖望笔下的阳曲傅山先生最有味。明亡,傅山“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但像傅山这样的气节之士怎能安心作黄冠道士呢?全祖望轻轻一笔,以“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含蓄言之。及天下大定,反清无望,傅山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而状其为人,全祖望以书法隐喻,最称绝妙。傅山学颜真卿书,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全祖望说人们都以为傅山先生“非止言书也”。最后写傅山拒博学鸿词征召更精彩:

戊午(康熙十七年),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傅山)荐。时先生七十有四,而眉(傅眉,傅山之子)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冯溥,时为大学士)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魏象枢,时为左都御史)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预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日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

康熙中负有人望的“胜国遗民”领袖如黄宗羲、顾炎武、孙奇逢、李□、傅山等最受尊重。朝廷有心栽花,借鸿博特科以消弭士人鼎革后的避世之心,千方百计争取他们出山与新朝合作。而最重遗民气节者偏偏无心问柳,不受朝廷的笼络羁縻,不为朝廷装点门面。你看傅山,称疾拒绝举荐,地方官不答应,硬是把他从山西抬到京师。到了北京郊外,死活不走了,公卿毕至,不给面子,皇帝破例封官,还是不给面子,这怎么下得了台?只得往紫禁城里硬抬,没想到傅山刚望见午门,便泪流满面,再不肯前进一步了。城阙犹在,物是而人非,怎能不令怀恋故国的傅山“泪涔涔下”呢?从另一角度来看,你又不能不佩服康熙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迹近真诚的态度和宽容博大的胸怀。拒绝参加考试,还是授予内阁中书这个不小的官。已经到了天子脚下,还以死抵拒,不去谢恩,仍命放免归山。与日后残虐荼毒士人的乾隆皇帝相比,直不啻霄壤之别!写傅山先生事略这样的短文时,又随手勾画出上下周旋、苦心调护的大学士冯溥,以及虽身仕新朝,但对坚持气节的傅山极为理解的左都御史魏象枢。这一切,分明可见全祖望欲留一段信史于天地间的良苦用心呵!

比较清初,全祖望生活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乾隆鉴于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定,所以对诸如史可法、熊廷弼、袁崇焕、黄道周等坚决抗清的人物也开始加以表彰了,甚至说他们是“一代完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政策性改变呢?乾隆说得很坦率:“崇奖忠贞,所以励臣节。”意思是要臣下效法史可法等人对明朝的“忠贞”、“节义”,作清朝皇帝的忠实奴仆。全祖望的表彰明清之际的忠臣义士,是不是有意逢迎“圣意”呢?完全不是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乾隆最早提出不应把史可法、黄道周视为“伪臣”,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其时全祖望已经去世十年了。这里只是想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全祖望理会“古人”事迹的那部分内容,相对来说,触犯文禁的风险小一点。

真正容易被罗织致罪的是全祖望对康、雍、乾三朝某些重大而敏感的时事的记述,以及他所写的同时代许多风云人物的碑铭、墓表、行述等传记文字。

清初皇帝大搞文字狱,但对此又讳莫如深,严厉禁止别人私下记载评论。查嗣庭在日记中写的“戴名世得罪为文字之祸”,下文就要说到的蔡显在《闲闲录》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都成了他们杀身破家的罪证。全祖望比查嗣庭、蔡显走得更远。他涉险著《江浙两大狱记》,备记本朝庄廷鑨史祸和戴名世《南山集》之祸——自称目的在于“为枉作者戒也”。关于前者,全祖望记曰:“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浒墅关主事李尚白听说书店有庄著《明史》,就打发属下差役前去购买,书商不在,差役暂坐旁边朱姓之家,等书商回来,姓朱的老者又掺和讲价钱。及案发,主事李尚白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天理何在?庄著《明史》即便是货真价实的逆书,帮着砍价的人也定为死罪,这不是暗无天日的鬼蜮世界是什么!全祖望又著《陆丽京先生事略》,意在昭示庄氏史狱在士人内心深处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陆丽京,名圻,庄廷鑨慕其名高,私列《明史》卷首。当狱初起,陆圻械系按察司狱,久之事白,被无罪开释。他深知这世道已难以生存了,叹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全首领,宗族俱全,奈何不以余生学道耶?”遂终身为黄冠道士,先往黄山,后赴广东丹霞山,一夕遁去,不知所终。其子陆寅往来万里,苦苦寻找不得,竟以是悒悒死。在《陆丽京先生事略》一文结尾,全祖望用“呜呼,其亦可哀也夫”,对庄氏史狱幸免者陆圻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另在顾炎武、查慎行的传记中,全祖望还记录了康熙七年(1668年)发生在山东济南的黄培诗狱以及雍正朝著名的查嗣庭案。这些文字尽管写得不够舒展酣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作者爱憎仍是灼然可见的。

全祖望为当代人物所写的传记,感情抒发得比较自由一些,特别是为他的恩师和挚友李绂写的《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一文,更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愤激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李绂历仕康、雍、乾三朝,屡起屡蹶,肮脏以没。对这样一个置身于最高统治集团权力斗争漩涡的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定,直接关系到康熙、雍正乃至当今皇帝——乾隆的形象。在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事件中,雍正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田文镜一边,给李绂扣上了科甲朋党的大帽子。全祖望在李绂的传记中则说他“遭钩党之诬”。乾隆即位,李绂复起,是非业已昭然,本应有一番作为,但“不一年,竞左迁詹事”,原因何在?全祖望说乃是李绂爱才心切,以“荐举过多而被黜”。对李绂在三朝的遭遇,全祖望作了这样的总结:“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记,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而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如此一伟丈夫为什么不能见容于康、雍、乾三帝?就在于他那一副铮铮铁骨,一腔劲气刚肠。全祖望以自身经历对此中奥妙已有所认识,所以他说雍正皇帝特以李绂“性刚,意欲痛有所催折而后湔洗之,而复用之”。这话听起来很委婉,实则对清帝用人之道的剖析可谓力透纸背。在全祖望为恩师所写的墓碑中,人们看到李绂的博学洽闻,看到他那如大江东去、如春潮澎湃的雄豪浩瀚之才,但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不为专制淫威稍稍屈服的刚烈之气。全祖望说,恩师曾亲口对他讲:“我只要内省无负疚之初,那么生死且置之度外,何况祸福?祸福且不足动心,何况荣辱得失?这样做去,再险恶的处境也难不倒我。”日后,全祖望的弟子向他请教立身行事之道,他就把李绂的话奉献给他们。然人皆血肉之躯,终非金石,屡经政治霜雪侵蚀剥离,精华亦渐渐耗尽了。全祖望记晚年的李绂“神气支离,与人语健忘,一饭之间,重述其言,絮絮数十度不止”,与“少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的李绂岂可相提并论?李绂先逝,全祖望不胜悲痛地说:“今老成徂谢,后学其安所依归乎?”

乾隆二十年,一代史学家、一代文学家全祖望去世了,年近五十一岁。他的身后极为凄凉萧条,连殡葬之费也没有着落,家人把他毕生所藏万卷书出让,换来二百两银子,才得以安葬。

全祖望盛年而卒,是我国学术界的不幸;但就他个人来讲,又何尝不是幸运呢?乾隆二十年前后,全国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已荡然无存了,在“为世道人心计”的旗号下,乾隆皇帝步晚年康熙及雍正之后尘,厉行对文化思想的钳制,旨在肃清朝内朋党流毒,镇压汉族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文字狱接二连三地发生,文网之绵密,甚至粗通文墨的精神病患者也不能幸免。正当巨大的文网在全国张开之际,留下数不尽可供挑剔吹求文字的全祖望停止了呼吸。

对全祖望个人来说更为幸运的是,他辛勤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日后竞逃过了乾隆的焚书浩劫,而完整地流传到了今天,他也避免了身后锉尸扬灰、亲族缘坐的人间惨祸。这倒要完全归之于纯粹偶然的因素了。

全祖望未能入明史馆参与修纂《明史》,但他对这项工作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他期望把那些抗节不屈、不出仕清朝的仁人志士列入《忠义列传》,但这个意见怎能为官方控制的修史机构所接受呢?他只能独立奋斗,坚信“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因此他生前就整理校订好了自己的文集——《鲒埼亭集》,临终时交给扬州马氏,嘱其刊刻发行。全祖望既逝,他的学生董秉纯、蒋学镛又请杭世骏校订《鲒埼亭集》书稿,并代为作序。杭世骏的序是写成了,却把《鲒埼亭集》书稿长期积压了起来,董秉纯索之再三而不可得。这样一来,终乾隆之世,《鲒琦亭集》也没有付梓问世。后人指责杭世骏有负于已故好友全祖望,说他无故拖延刊刻存放在杭家的《鲒埼亭集》书稿。但如果联系到当时文祸风声渐紧,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又掀起了遍及全国的查办禁书运动这一背景,刊行全祖望那些出入敏感政治禁区的文字,其后果则不待智者知矣。杭世骏手里的全祖望手稿后来不知所终,但董秉纯、蒋学镛那里还保存着副本,经董编辑、蒋审订的《鲒埼亭集外编》出版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时文禁稍解,人们仍心有余悸,刊刻的人见书有“违碍”,故而未敢署名。但无论如何,这一中华民族的“正气歌”总算完整地流布到了人间,全祖望可以含笑九泉了。

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乍暖还寒时节过后,并没有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文字狱高峰却突兀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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