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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历史】定北将军班第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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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将军、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诚勇公班第,参赞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边右副将军、一等超勇公萨喇尔率兵五百,从伊犁河北尼楚滚将军府第出发,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来,阿睦尔撒纳已经反叛,其党羽起而作乱呼应,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抢掠西路台站,夺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都噶尔、巴苏泰等,纠集喇嘛及回人,于二十三日抢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据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无法抵挡,只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众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于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将班第、鄂容安、萨喇尔重重包围。萨喇尔见敌兵势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说:贼来,当与决战,何至奔逃。萨喇尔不听劝阻,鞭马逃走,兵多从逃,只剩下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班第与鄂容安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于事无济,负上托耳。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亦自杀,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2、28,卷501,页2,卷503,页5,卷509,页2;《清史稿》卷312,《班第、鄂容安传》。

主帅被围自尽,这还是康熙以来清军战史中的第一次。这场九十四年内罕有的大悲剧的发生,与乾隆帝的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阿睦尔撒纳叛逃以后,台站中断,音信隔绝,清廷与班第失去了联系,很久都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过了一个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关于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参赞大臣哈达哈报告:据从伊犁逃出的收楞额讷默库告称,班第、萨喇尔由西路从哈什带兵出来。但是,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第二天,西路参赞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报告:据从伊犁逃出来的索诺木告称:敦多克曼济等会同喇嘛、回人等作乱,班第、鄂容安被陷。《清高宗实录》卷499,页19、20、22。

乾隆帝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于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命即令策楞与参赞大臣玉保、扎拉丰阿设法和班第等通信,将下述谕旨传谕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矣。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1、25、26。

在乾隆帝执政二十年来下达的成千上万道的谕旨中,这道谕旨是相当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强调气节,多次宣讲,为臣必须坚守臣节,食君禄,忠君事,为国捐躯在所不惜,以身死节,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除谋叛的藏王后,因被乱军包围力穷自尽。乾隆帝高度赞扬二人以身殉国的崇高气节,在其丧还之日,亲临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二人之子孙世袭一等子,各赐银万两,并建祠于京师,命名为双忠祠。他对雍正九年和通泊之败时为准军所俘未曾尽节的官兵,十分鄙视,以其重生失节,谕令分别处死或罚配为奴。可是,这次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用以身殉国之义相胁,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谕他们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机脱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苏武牧羊十九载为例相劝,确是情深意长,百般宽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细看谕旨,原来乾隆帝怀有深深内疚的心情。

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败及其自尽,固然有其本身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处。班第身为定北将军,肩负安抚、辖治厄鲁特四部的重任,理应抓紧做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响的上层喇嘛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让他们管好属下人员,安分守法,各就本业。如果他对投诚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见,开诚晓谕,有应鼓励者,奏闻加恩,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使新附之人,倾心悦服,遇事无不陈告,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与否,亦得以灼见。但是班第却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除办理陈奏事件外,不与伊等接见。鄂容安虽系进士出身,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历任巡抚、总督,颇有才干,但不谙军务,又不通蒙古语,一应机密筹划,未能洞悉。萨喇尔倒善于征战,也拥有显秩,身任定边右副将军,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来仅系台吉达什达瓦手下一员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鲁特四部众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复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层人员的反感。三人本应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对付险局,而他们却性习各殊,意见参差,甚为不睦,《清高宗实录》卷501,页5,卷502,页25、26。严重地影响了安定准部的工作。兼之,阿睦尔撒纳过分狡诈,早有安排,其所不悦,尽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党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于自卫,兵散处,马远牧,一朝有事,缓急无应。军营又存贮大量金帛茶布,夷众眈眈以视,班第等却不介意。三人又无应变之才,像宰桑敦克多曼集,乃系阿睦尔撒纳信用之人,班第等一闻抢掠台站的消息,就应立即将其擒戮,以翦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让其传谕喇嘛,安抚夷众,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机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仓促冲突,无依无靠,孤军奋战,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清高宗实录》卷502,页26。

尽管乾隆帝对班第三人的过失作了如上的评述,但他并未借此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减轻本人应负的责任。他之所以下达劝告班第不要殉节的特殊谕旨,就是因为他承认和公开宣布此次失败,主要应归咎于他自己的决策有误。正是由于他低估了敌情,只从省粮饷少惊扰部民考虑,伊犁一下,就快速撤军,仅留下区区五百名士卒,去对付那素称狡诈人心难测的辽阔新域,一旦骁勇多谋、威望颇高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作乱兴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难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惯例,尽量劝慰三人不要轻生,并命令策楞等竭力遣军前往营救。

乾隆帝刚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劝班第勿寻短见待军营救的谕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尽,萨喇尔被锡克锡尔格拿获送往伊犁的奏折,当即降旨,谕令策楞加紧征剿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相机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灵柩运到北京,乾隆帝亲临祭奠,令执倡乱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寻以班第二人义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于京师,亦命名为双忠祠,并图形紫光阁。乾隆帝还破例赐鄂容安谥号为刚烈,亲写赞文,其中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等句,对其之死不胜惋惜,深深引为己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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