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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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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时期较长,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统治的所有制形式。构成和体现这一制度的一切必备条件和基本特征已大致具备。绝大部分田地为私人所有,称作“民田”或“私田”,很少一部分属于国家,称作“官田”或“公田”。这时“公田”、“私田”的概念已与《夏小正》、《诗经》、《管子》、

《孟子》等书②中的不同,前者是区别土地所有权属于谁,后者是表明土地国有制下的劳役地租形态。名称虽同,但由于时代不同,含义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贺昌群先生说:

既然周代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井田是公家的俸田,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那末,为什么周代的土地国有制到战国秦汉“便会截然中绝无影无踪了呢?

①两汉的“公田”(国有土地)含义有广有狭,狭义的公田即直接归大司农和少府经管的垦地,本处所指即此;广义的公田还包括有山林川泽和无主草荒地等。

②《夏小正》:“初服于公田”。《诗•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管子•乘马篇》:“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田,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历史是可以容许这样割断的么?”

根据他的解释,《吕氏春秋•审分》、《汉书•王莽传》、仲长统的《昌言•损益篇》等书中曾提到的“分地”、“分田”等名词都是“份地”。

他说:

“份地是政府在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下颁给人民以一定数量的田地,这种份地的特点是有还授时期,授田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对象,大抵从农奴的直接生产者到自由的直接生产者,两者之间有着多层的中间层次,在秦汉则表现为佣耕、小民、贫民、农夫、良民、庶民,以至于二十等爵的公乘以下的‘吏民’等。”②

贺先生的这些意见是值得商量的。我们且不谈上引贺先生的意见对于许多名词的解释是多么不符合实际,仅就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自从土地国有制瓦解之后,“国有土地”一直存在着,不过时多时少罢了,两汉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这不等于说“土地国有制”仍然存在,更不能说这就是当时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相反的,这一制度已根本瓦解了,实际处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即私有制。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仅我们应当承认,即使生活在当时的人,

①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杂志960年第2期第19页。为了暂不涉及古史分期的讨论,所以在引述贺先生的意见时,未将“奴隶社会”字样引入。

②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杂志960年第2期第23页。

也是承认的。荀悦《申鉴•时事》:

“诸侯不专封,富人民(名)田逾限,富过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专地,人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或曰:复井田与?曰:否,专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

郑玄《驳五经异义》:

“玄之闻也,周礼制税法,轻近而重远者,为民城道沟渠之役,近者劳,远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养者多,与之美田;所养者少,则与之薄田,其调均之而足,故可以为常法。汉无授田之法,富者贵美且多,贫者贱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与周礼同义。”

由此看来,“井田”、“授田”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井田破坏了,“无授田之法”,土地私有,“卖买由己”,是两汉时期土地所有制的特点。这一变化不但是存在的,而且还是相当深刻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看法,我愿就如下四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意见。

一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发展

地主土地所有权从产生到基本完备,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任何时期的基本特点,都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含义,马克思作过如下的指示:

①《周礼•地官•载师》贾疏引。五倍为蓰。重点是笔者加的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某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

这种权利应当理解为人们可以自由的、不受外力干涉的将自己的土地出售、赠送与他人,或作为遗产留传给子孙。虽然如此,这种权利往往因时代的不同而有些差别。例如在封建社会中,这种权利的有限性就很明显,国家常常通过各种办法来破坏人们的财产权力,特别是破坏非当权的、被统治阶级的财产权力;但这毕竟是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的关系问题,不能据此而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存在。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发展到两汉时期,已基本完备了。这可以从土地买卖的自由程度和土地买卖已制度化看得出来。

两汉时期,土地“卖买由己”,参与买卖关系的不仅有地主、商人和劳动人民,还有官僚、贵族和皇帝。投入买卖中的土地有水田、旱地、竹园、荒地、山场、陂池、宅圃、墓地等等。公田一旦转为私有,也可以出卖'

统治阶级买卖土地,往往是变相的敲诈掠夺。《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窦)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先,先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5页。

②《汉书•贡禹传》:“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

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

但人民群众中的情况并不如此,一般的买卖关系,包括土地买卖在内,都是正常的。这也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方面。

土地买卖关系发展到两汉时期,已自然形成了一套习惯制度,这套制度在此后两千来年的封建社会中虽有所发展,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变化不大。

正常的买卖关系是首先由于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而发起的。《汉书•贡禹传》,贡禹上书曰:

“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穗豆不赡,梪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

谢承《后汉书•崔龛传》:

“初,崔宴父卒,标卖田宅。”①

《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赈穷弊。”由此看来,土地的出卖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前提的,而且也是出于自愿的。后两条还明确地提出了“标卖”这一方式,看来这一出售方式至少在东汉时期即已存在。虽然我们还不了解它的真实内容,无法肯定它和后代的“招标”或“标价出售”有什么关系,或属于哪种类型,但“卖买由己”当是没有疑问的。

参与买卖过程的除买卖双方外,还有作为中人的双方亲友。成交后,共立契约,载明双方姓名、田地座落、四至、亩

①《太平御览》卷554《礼仪部》33《葬送》2

积、田价、中人姓名以及其他商定条款。卖契是所有权的主要证明,它为社会和法律所公认和尊重,所以人们喻之为

“丹书铁卷”'这种契约往往用竹、木或玉、石、砖、瓦等材料彫制或书写的。普通称为挈、约、券、莂券或别,一制两份,或从中一剖两半,分藏于买卖两家。

我所见的汉代契约有数十品,文字大致相同,似有定式。以罗振玉《地券征存•孙成买地券》为例,文曰:

“建宁四年九月戊午朔廿八日乙酉,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卖所名有广德亭部罗佰田一町,贾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趁走给使。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张约。沽酒各半。”

这种契约不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而是以人们之间的信守为基础的民间“私约”,它的法律和社会作用,从下面四个例证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周礼•秋官•士师》注引郑司农云:

另,“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

①罗振玉《丙寅稿•汉王□卿买地铅券跋》引券文曰:“即日丹书铁券为约”。

②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杂志1960年第2期第21页。

罗振玉《丙寅稿•樊利家买地券跋》引券文曰:

“若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卖主)謌子自当解之。时旁人杜子陵、李季盛。”

罗振玉《地券征存•杨绍买地莂》券文曰:

“(晋)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对共破莂。民有私约,如律令。”

《曹翌买地券》文曰:

“买石子坑虎牙之田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不得有侵抵之者。券书分明。”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契约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有相当的作用的。握有卖契,就是握有所有权,所有者就可以把这块土地当作他的“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斥一切其他的人去支配它。”至于买卖之后,需要报官,是由于下面三个不同目的决定的:对于卖主来说,报官是为了将与已卖地有关的徭役、赋税转移出去;对于买主来说,报官之后虽要立即背起卖主转来的赋税担子,但却希求通过这个办法使自己的新置产业获得法律的保障,劳动人民尤其如此;对于官府来说,它之所以要田地易主之后,立即报官,是为了征调赋税和役使方便。所以这种“报官”,实际就是“过户”,即田地“过户”,与之相应的赋税和徭役也“过户”。所谓“过户”,同于“首报升科”,主要为了“完粮纳税”罢了,与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还

①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89页。为晋太康六年物。引文从北大历史系俞伟超教授订正。

是属于私人并无关系。因之,这种“报官过户”的手续的办理,不是在买卖之先,而是在买卖成交之后。

除买地券之外,证明土地所有权的还有各种类型的刻石,今天能看到的,如“扬买山刻石”、“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东汉延光四年买地分界石亥”、“真道冢地碑”、“郑子真宅舍残碑”、“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述了刻石者的家世、田地购置和产业情况,有些刻石的内容和契约差不多。

长期的土地买卖,自然形成了田地的价格。长安、洛阳一带的良田,一亩约值一万钱(即一金)左右,即所谓“厥土之膏,亩价一金”。西汉、东汉,大致都是如此—般的田地,亩价多在一千至三千钱之间%边郡新垦地区,土广人

①陆星农《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

②同上书卷三。

③1956年4月18日出土于昆明市南郊塔密村。1959年6月在云南楚雄时,承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以录文惠示。亦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9月号第47页。

④《隶续》卷十九。

⑤《隶释》卷十五。

⑥《隶释》卷十五。

⑦《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传》。

⑧参看《汉书•东方朔传》;《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传》;王符:《潜夫论•实边篇》。

⑨参看《汉书•李蔡传》;罗振玉《地券征存•汉建初买地券》券文;《地券征存•房桃枝买地券》券文;(日)下中弥三郎《书道全集》第三卷《光和元年铅买冢地券》券文(昭和六年版)。

稀,社会不很稳定,田价最低,每亩不过百钱。

土地买卖既已成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那么阻碍、破坏这种现象的行为就不为社会所容许,实际也行不通。王莽统治时期,隗嚣就曾以王莽改制,田地不准买卖作为罪状之一而传檄郡国,起兵声讨他。《后汉书•隗嚣传》:

“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此逆地之大罪也。”

土地买卖关系的发展,古老的“田里不粥(鬻)”②的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新的、符合土地私有制的观念产生了。早在战国中期,孟子即已有“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之说。到了两汉,类似而具体的说法更多,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

肖者瓦解。”④不仅一般货物如此,土地也是如此。东汉后期,仲长统说的更明确:“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⑤他虽主要是指社会不安定而言;但这个话也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件事实,即在土地私有制度下,田地经常易主已是社会的常态。当然这样的常态并不是任何阶级都有同等的得到或失掉土地的机会,就其实质来说,是地主兼并土地和农民纷纷破产的过程。将私有土地赠送与他人或遗留给子孙,不受官府或他人

①参看《居延汉简甲编•释文》(一八一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名籍类》第455、463页。

②《礼记•王制》。

③《孟子•滕文公篇》(上)。

④《史记•货殖列传》。

⑤《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

的干涉,也是两汉土地私有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行动是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意志的实现,一般说来,官府对于这样的行动还是尊重的。《后汉书•樊宏传》:

“外孙何氏兄弟争财,(樊)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

袁宏《后汉纪•孝明皇帝纪》(±):

“初,(廉)范家之入蜀,以良田百余顷属故吏毛仲。范归,仲子叔奉仲遗命,以田归范,范以物无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与之。”

应劭《风俗通》:

“沛中有富豪,家訾三千万,小妇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恐死后必当争财,男儿判不全得,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儿后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官诉之。司空何武曰:所以断决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温饱十五年已幸矣!议者皆服,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①

在这些材料中看不出官府干涉人们处理私有土地的痕迹,但却看得出人们处理私有土地的自由。《风俗通》一例不仅没有“授田”、“归田”的内容,却反映出了当时私有财产的继承关系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别,即嫡长子继承制已不如过去那么严格了,庶子、女儿都有财产继承权,不过这个权利往往要决定于家长的意愿罢了。马克思说:

①《太平御览》卷836《资产部》6《钱》下《赀财》

“我们考察继承权,不免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继续存在为前提。如果私有制在人们生前既不存在,那就不可能在他的死后由他转让给别人。

列宁说:

“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②

汉代的遗产制度已没有土地国有制时期的那种严格的宗子(或嫡长子)继承制的许多特点了,而是土地私有制下的继承制度。虽然继承权往往取决于家长的遗嘱,优先获得这种权利的又往往是嫡长子,但这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遗产制度的一些特点罢了。马克思说:“遗嘱继承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一种任意而迷信的夸大…。”③但私有制度的存在还是应当肯定的。

二商人、官僚、贵族兼并土地

在春秋及更早一些的时期,“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

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庶人不得兼业。这样的职业限制和社会观念是和当时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相适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一部分,俄文一版第338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14页。

②《列宁全集》第1卷第1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一部分,俄文一版第338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14页。

④《国语•齐语》。

应的。土地国有制瓦解之后,各个阶级(层)都重视了私人占有土地,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或政治特权的商人、官僚和贵族也开始了对于土地的掠夺。两汉时期,这几个阶层掠夺土地的过程,明显地体现了土地私有制发展的过程。

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商人不占有田地。后来,民间工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结驷连骑”,和诸侯“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也开始向土地冲击。至战国,这种情况更有发展,出现了一批最早的商人地主。但总的来说,商人兼并土地还不很严重,许多商人不占有土地,在社会中,认为商人不应占有土地的观念仍然存在。

战国后期至秦统一,商人兼并土地已日益加剧。西汉初,萧何请开放上林空地,刘邦竟误以为他是受商人之贿而为商

人请田'这说明即使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商人兼并土地的现象并没有消失。文帝至武帝时,商人兼并土地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政论家纷纷议论,都援引“古井田”之说,提出“限民名田”之议。官府也制定有“贱商人”、“抑兼并”之法,当然这些理论和措施都阻挡不住商业资本冲向土地的洪流。愿错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②

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的重要原

①参看《史记•萧相国世家》。

②《汉书•食货志》(上)。

因之一,也是商人经财理业、发家致富之道。这条规律早在西汉前期即已为司马迁揭示出来,即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①他所列举的一些章章尤异的富商大贾,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宣曲任氏、关中田氏、栗氏、杜氏等,无不拥资巨万,“规陂池”,有“田池射猎之乐”'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兼并土地就更严重。那时有些板滞的儒人仍然寄希望于“贾人皆不得名田”和“商者不农”等古老的观念和律文,企图以此来缓和日益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当然无济于事。《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剌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

敢自理。”

由此看来,商人兼并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下的必然趋势。东汉一代,商人兼并土地更严重,商人与地主、官僚结合得日益密切,“商者不农”的社会观念也就越来越少了。

官僚、贵族、皇帝由置私田到大量兼并土地,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汉书•哀帝纪》。

④《后汉书•文苑列传•黄香传》。

在土地国有制时期,这一阶层以“国”的名义盗占了全部土地,又以“食厚禄”的方式进行分赃,既富且贵,庶人莫与伦比。他们为了掩饰其剥削本质,并显示其身份的高贵,就制造了许多冠冕堂皇的教条,以麻痹人民。《礼记•大学》引孟献子曰:

“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①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

《韩诗外传》卷第四:

“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财货,不为贾道;故驷马之家,不恃鸡啄之息;伐冰之家,不图牛羊之人。千乘之君不通货财,冢卿不修币施,大夫不为场圃,委积之臣不贪市井之利,是以贫穷有所欢,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土地私有制发生初期,有些官僚、贵族将自己的采邑转化为私有土地,成为最早的一批官僚、贵族地主。但总的说来,当权的官僚、贵族往往仍以“食厚禄”分肥于国家。“诸侯不专封”、“大夫不专地”的“春秋之义”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起一定的作用。战国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官僚、贵族日益重视了对于土地的掠夺,个别封君也开始置私田了。秦之王翦、赵之赵括、平原君赵胜③等,可能就是较早的一批。

①《礼记•大学》郑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

②参看《汉书•匡衡传》;荀悦《申鉴•时事》。

③《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按:平原君封于东武城,食其租税。他家向官府缴纳的租税,当为其私田应出的课税。

西汉初,官僚兼并土地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了。上至萧何,下至令丞斗食之吏,没有不利用职权掠夺土地的。刘邦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以大量无主荒地来满足有功吏卒的要求。这种大小官僚交争土地的现象,从刘邦登位之初的一个诏书中即可看出。《汉书•高帝纪》:五年夏五月诏曰: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此后,官僚兼并土地更严重,如张禹有溼渭膏腴之田四百顷,宁成有陂田千余顷气两汉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都是依靠权势兼并而来的。

贵族、封君(指皇族和皇族中的封君,以下同此)置私田的现象,在西汉初年没有发现。这是由于在战国时期,贵族、封君置私田的情况还不很严重,社会影响不大,“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的思想还在他们的头脑中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西汉初年的新兴贵族、封君的“俸养”异常优厚,一时还

①参看《汉书•张禹传》。

②参看《汉书•酷吏列传•宁成传》。

③参看《汉书•高帝纪》(下)高帝十二年三月诏。

没有直接掠夺土地的要求。可是在社会秩序安定,土地私有制和与之相伴随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发展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至武帝时,贵族、封君兼并土地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政论家董仲舒曾对于官僚、贵族、封君兼并土地给予了批评。他认为:

“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董仲舒虽是这样说的,但他也知道这个“上天之理”和“太古之道”在西汉已行不通,所以他在倡“限田”之议中说: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②

可见包括官僚、贵族、封君在内的土地兼并已是必不可免的历史趋势。这一点,董仲舒也有一定的认识,因此,他虽然盛赞往古之井田,但却对于这往古没有的兼并现象,仅仅主张限制一下,并没有断然制止乃至坚决取缔的要求。

西汉中、后期,贵族、封君兼并土地更为严重。《盐铁论•错币篇》:

“及其(周)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

《汉书•哀帝纪》:

“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

①《汉书•董仲舒传》。

②《汉书•董仲舒传》。

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刘氏摇摇欲坠的统治,哀帝曾制订了一个“限田”条例: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

这个条例虽然没有实行,但却帮助我们明确了许多问题。首先,法律是承认土地私有的,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民都可以占有私田;其次,限田不是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而是一项企图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的经济措施。《汉书•食货志》):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迺治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东汉时,皇帝对于贵族、封君的政治权力限制很严,但对于他们的私产的限制却极不严格。这就更促使他们兼并土地。如济南王刘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虽然还有少数念书人仍空奉“仕者不耕,伐冰食

①《汉书•哀帝纪》。

②《后汉书•济南王康传》。

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①等教条,可是社会早已不是如此了。

西汉后期,皇帝也开始置私田了。这是土地国有制根本瓦解,土地私有制深刻发展的反映。这个现象发生之初,有些人还不能理解,所以在成帝首次“置私田”时,遭到了许多大臣的非议。《汉书•五行志》:

“谷永曰:《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昔虢公为无道,有神降曰:赐尔土田。言将以庶人受土田也。诸侯梦得土田,为失国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东汉初,皇帝即置私田,刘秀当了皇帝,仍在南阳保有原有的田宅,设人经管,他还常与皇后、皇子回乡探视。灵帝更利用一切特权,积聚私产,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已不见有什么人谴责了,看来这种现象已为人们所理解,或者说也习以为常了。

在“国有”、“王有”不分的社会条件下,贵族、封君、国王可以充分利用“国有”之名,进行无限制的榨取、奴役,置私田是毫无意义的事;可是当土地私有制深刻发展,“国有”之名已由于完全失掉了它的内容而无法利用之时,他们越来越感到“衣食租税”——这种“奉养”是异常优厚的——之不足,最后终于不得不索性抛弃了“得臣无家”、“伐冰食

①《后汉书•文苑列传•黄香传》。

②《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禄”云云那些遮羞布,公开的参加了对于土地的疯狂劫夺。侯外庐同志说:

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不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是最高的地主。“这样的最高地主,就是皇族地主,也即马克思指的‘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帝王)’,或‘君王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

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量的。如果皇族或皇帝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他们置私田怎样解释呢?如果封君是封国内土地的主人,他们为什么还在封国内另置私田呢?既然全国的土地为皇族(包括封君)所有,法律为什么又为他们立限,私田“皆无得过三十顷”呢?为什么皇族、封君和吏、民的私有土地同样称为“民田”而有别于“公田”呢?可见皇族、封君、皇帝置私田乃至兼并土地,不是土地国有制时期的现象,恰恰相反,是土地国有制瓦解、土地私有制深刻发展时期的产物。他们凭借政治势力,无限制的掠夺无主荒地和人民的土地,是地主阶级最凶恶、最反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说:

“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②

这个精辟的论断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

①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8页。

的实质,对于两汉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三租佃制的发展和地主封建等级身份制的发生

两汉时期,地主基于土地所有权,向佃农榨取地租;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课税。地租与课税含义不同,这是土地私有制下的特点。

由于租佃关系长期、深入的发展,西汉前期,已产生了代表这一关系的专门名称,即“假田”或“假地”。基于这一关系而进行的实物剥削,叫做“假税”。两汉时期,这些名称通行于各地。司马彪:《续汉书•杨震传》:

“(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植,以给供养。,,

《后汉书•郑玄传》:

“(玄)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两汉时期,主要地租形态是实物地租,地租率和秦代大致相同,即“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上):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荀悦《汉纪》卷八••

“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

①《后汉书•杨震传》李注引。

豪强也。”

地主对于农民除进行实物地租剥削外,还进行人身奴役。这种奴役的程度和隶属关系的强弱成正比例。战国初年,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还没有形成,租佃关系还不甚发展,個农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不强,奴役也较轻。此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发展,大土地所有制确立了,租佃关系已成为生产关系的基本方面,人身依附与奴役关系也就越来越重了。武帝时,“富商大贾(包括商人地主,一般地主也如此。)或躜财役贫”,“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这样的阶级关系就其本质来说,与西周、春秋时期并无区别,同属封建性的隶属和奴役关系;但由于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同,两个时期的阶级关系也有各自的特点。西周、春秋时期,基于土地国有制建立起来的与当时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领主封建等级身份制度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土地国有制瓦解之后,这套制度也就由于失掉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趋向解体,随着地主经济和租佃关系的产生、发展,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地主封建等级身份制也就在原有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孕育、萌发或蜕变出来。对于这一事实,司马迁在西汉前期即曾作过这样的揭露: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

①《史记•平准书》。

②《左传》昭公七年。

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这应当是说在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和等级身份制的重新配备。

西汉中期以后,情况更有发展。《汉书•王尊传》:

“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万章、剪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

《汉书•陈汤传》:

“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

《汉书•酷吏列传•宁成传》:

“(宁成)贳寊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西汉末年至东汉整个时期,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人身隶属关系也就日益形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反映不同身份的名称也出现了。一端是郡姓、大姓、名门、世族,另一端则是徒附、部曲、宾客、家兵。如李乾“合宾客数千家”,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家……万三千余口”仲长统曰:“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

附万计。”③所谓世族、门阀、门生、故吏、部曲、家兵等等以及他们之间的主从或隶属关系,是地主封建等级身份制的早期形态。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三国志•魏志•李典传》。

③《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篇》。

两汉时期,地主与佃农或依附农民之间,往往笼罩着一层宗族关系的色彩,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这种色彩似乎越来越浓厚。宗族、九族、同宗、宗人等等往往成为地主与农民的集体名称。有些地主也在宗族中作一点存老、问孤之事。有些同志就希图从这里来发现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残余。关于这一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虽然在土地私有制发生之后,宗法制度有所削弱,但它是一直存在着的。它之所以能在西汉中期以后,又有一定的发展,这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分不开。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和剥削地位,一方面积极的进行政治的、军事的控制和镇压;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聚族而居的自然条件,建立和发展租佃关系,以亲睦、赈恤等小恩小惠麻痹人民,以严格长幼尊卑之序来巩固其统治。所以这种宗族关系并不是什么“公社”制度或“公社“残余制度;而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封建“族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这种族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崔龛在《四民月令》一书中对于地主阶级伪善的一面记载颇详,看来他是肯定了这一点的。可是他在《政论》一书中又对于地主对农民的奴役关系及这一关系的结合过程,作了深刻的揭发。崔宴《政论》:

“上家累巨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蹄眵,无所踌足,乃父子低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3页。

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跏,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①

由此看来,所谓“宗族”关系,固然有其一定的血缘或宗亲关系;但就其实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掩饰阶级对立的幌子而已。它的真正内容是充满了残酷的封建剥削、奴役和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的阶级关系。它之所以在两汉时期有一定的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形成是分不开的,这是大土地所有制形成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四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阶级斗争

从土地私有制产生那天开始,土地兼并也就开始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也就越来越严重。秦末农民大起义一度中断了这种状况,沉重的打击了地主阶级。因之,西汉初年出现过“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

统,海内赖安”②的局面。文帝、景帝时,土地兼并又迅速发展起来,武帝时,大土地所有制己在全国主要地区基本形成。此后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至元帝时,就确立了下来。东汉

①见《全后汉文》引《通典》一。

②《东观汉记•杜林传》。按:杜林认为这是刘邦徙“六国强宗”的结果。西汉统一之初,即存在着土地兼并现象,不过不很严重。参看《史记•萧相国世家》。

一代,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封建地主经济就向着带有世族门阀特点的庄园经济的方向发展。

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地主阶级残酷的掠夺农民和农民纷纷破产的过程。这是两汉时期阶级斗争和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文帝时,晁错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①就是这一问题的揭露。武帝前期,土地兼并达到了高潮,流民竟有二百万之多。他们是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基本参加者。西汉中、后期,官府曾以赈贷、假田、赋田等办法招徕流民,以缓和阶级矛盾,流民曾一度减少;但至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朽,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情况又严重起来,仅“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散在州郡的更不计其数。《汉书•食货志》(下):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侵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

终于酝酿爆发了以赤眉、新市、平林、铜马为主体的农民大起义。

与农民大起义的同时,许多地主组织武装,以“反王莽”为名,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篡夺农民军的领导权或打击、消灭农民军。东汉初,他们又各拥兵众,横行一方。这时虽然奴婢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徭役、赋税也稍有减轻,政治比较清明,可是土地问题仍未得到较好

①《汉书•食货志》(上)

的调整,阶级矛盾还是比较严重的。光武帝建武三年,就有“颍川盗贼群起,郏贼延褒等众三千余人,攻围县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刘秀即位第三十年时,他曾对臣下说:“(余)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②明、章帝时,社会虽曾一度繁荣,可是土地兼并仍在继续中。此后政治日益腐朽,对外战争频繁,严重的增加了人民的痛苦。“百姓流亡,盗贼

并起”史不绝书。大者数万,小者数千,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和后起的黑山、黄龙、白波、飞燕等众至百万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以这些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农民为主体而发动的。

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后,阶级斗争更复杂、更艰巨、更残酷了。大地主平时畜家奴、设部曲、修坞堡、缮甲兵,以统治人民;在农民起义时,他们更组织武装,勾结官府,进行血腥镇压。西汉后期,这种情况已很明显。《后汉书•第五伦传》: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赴之,伦迺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

《后汉书•郭伋传》:

“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

①《后汉书•冯鲂传》。

②《后汉书•祭祀志》(上)。

③《后汉书•陈宠传》附《陈忠传》。

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

东汉时,情况更有发展,地主在“宗族”、“亲戚”、“宾客”、“部曲”、“家兵”等名义下奴役的人口更多,势力更大,阶级斗争也格外尖锐。《后汉书•朱儁传》:

“光和元年,即拜(朱)儁交阯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起义领袖)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黑山军)逼近京师,于是出儁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郤之。”

《三国志•魏志•许褚传》:

“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

这都是地主武装主动镇压或公开对抗农民起义军的事例。

总之,从秦末到东汉末三次农民大起义中,可以看出大土地所有制形成的情况。即在秦时,地主经济虽已有相当发展,但当陈胜振臂一呼,天下蜂起响应时,他们往往“相聚保山泽”。西汉统一之初,刘邦命令他们“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可见中小地主居多,势力不很大。西汉末年,情况就不同了。大地主己普遍存在,在农民起义时,他们不再逃到山泽之中,而凭借地主武装,公

①《汉书•高帝纪》(下)。

②《汉书•高帝纪》(下)。

开筑营对抗。有的更与官府勾结,联合进行镇压。东汉初,刘秀下诏检霰田地、户口之数①“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可见此时的地主已非秦汉之际的地主可比了。东汉末年,情况又有进一步发展,有些大地主是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支柱,也有些地主“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成为横行一方的封建割据势力。所以在农民起义时,一开始就遇到了强大的地主武装,这是此一时期农民起义军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必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引起反映。我所谈的,只不过是几个重要的事例而己。两汉处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前期,这一制度的许多特征或在此时完备起来,或刚刚发现。正因为如此,它的发展线索就特别清楚。土地国有制在战国即已瓦解,但这一制度的观念却在某些人们的头脑中残存着。

两汉土地私有制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即在意识形态中也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土地私有制深刻发展的结果。此时有些人所说的“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

①参看《后汉书•刘隆传》。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三国志•魏志•王脩传》。

④贾谊《新书•匈奴》。

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等等,都是政治概念,不包含土地所有权在内,因之,也就不能与西周、春秋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提并论。但此时毕竟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国家常常凭借政治力量而造成在经济上的某些特权,致使某些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界限不清;虽然如此,这也不过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社会特点罢了,只要我们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关系的界限仍然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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