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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漫无复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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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宋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商品经济的兴旺对货币产生巨大的需求量。同时政府财政也开始占用大量的货币。以两税法和免役法为代表的唐宋时期赋税货币化趋势,一方面强制性地将大多数农民拉入了商品交换者的行列,另一方面政府财政的运转也需要大量通货作为媒介。官俸兵廪开支中现钱的比例日渐扩大,地区间大规模财政调拨需要借助于货币,政府的财政储备也多采用货币的形式。这些都在总体上扩大了国家财政对货币的需求。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虽然极力鼓励开矿,扩大铸钱,铸钱监和铸造量都空前增加,但他所实施的免役法使徭役货币化,每年仅此一项就要向农民征收钱币一两千万贯。此外,青苗法等的实施,也增加了税收中的货币数量,使得民间对钱币的需求骤增,促使更多的农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现钱,而且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集中到政府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使通货紧缩的作用。当时苏辙反对免役法时曾说:“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更由于宋政府在财政上推行定项“封桩”制度(即就地封存不许支用),大量的货币集中到国库中不动用,使民间愈感钱之不足。

北宋仁宗皇祐时(1049-1054),铜冶岁课为五百一十万斤,英宗治平时(1064-1067)为六百九十七万斤,神宗元丰元年(1078)是宋代采铜量最高的年份,达一千四百六十万斤。与此相应,铸钱额从太宗至道中(995-997)的每年八十万贯,增至真宗景德中(1004-1007)的一百八十三万贯,及至元丰时则达到宋代铸钱额的最高峰。根据毕仲衍《中书备对》记载,当时全国铜钱监十七处,共铸钱五百零六万贯;而铁钱的年铸额也达五百多万贯。但就是在这样的年代里,依然存在通货紧缩,“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人情窘迫,谓之‘钱荒’。而且这样逐年递增的铸钱量也只维持了极短暂的时间,铸钱量极盛一时之后,即随着铜源的急剧减少而一落千丈。北宋末期,尤其徽宗时期,“旧铜窟消耗,苗脉不兴”。南宋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经济更遭受严重破坏,鼓铸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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