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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圣董其昌面面观_小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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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圣董其昌面面观:

董其昌像。资料图片

  刘九洲

  董其昌(1555-1636)书法水平高,但是高到什么程度?现在人容易把他看成晚明几大书法家之一,其实,他是一代宗师,他的方法影响了那个时代,是晚明艺术的源头。王文治说,颜真卿之后,董其昌是第一人。袁宏道说,只有王维和苏轼,才能够与董其昌相比。这是两个古代人对董其昌的评价,他们都没有说“几大”,而认为董宗伯是唯一的。历代礼部尚书有很多,但是被后世一直以“宗伯”称之,只有董其昌一人,“董宗伯”的称呼是有深意的。

  董其昌年轻时候以“狂生”著称,考察他的个人经历,他居然是一个人际关系大师。在中进士之前,他就是莫如忠(莫是龙父亲)的学生,而且得观项子京藏品,还受到王世贞称赞,这些都是他交往能力的展示。进士之后,他的交游更加广泛,李慧闻的《董其昌政治交游考》指出董其昌一生,与激烈斗争各种政治派别都搞好关系,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圆滑人物。但是政治交游仅是董其昌交游的一个部分,事实上,董其昌与各种领域的人物,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独政治上如此。一些艺术风格与他截然相反的人物,他也能够放下身段去结交,譬如说画家丁云鹏,从艺术上看,他与董其昌是两个方向。董其昌的朋友很多,还体现在他参加的聚会多,各种题跋中提到的人物多,董其昌在很多地方跑来跑去,大都数情况有重要的朋友与之会面,而且都是当时重要人物。那么董其昌是如何保持这些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呢?传世董其昌大量手札,可能是这个秘密所在,董其昌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长期赠送给朋友的“润”,其实就是亲笔信札,他不断的、不厌其烦的给他认识的所有人写信、写信、写信,估计他一生都在写信,就像今天在 BBS 灌水。而董其昌一生书法的主要内容,也是非常流行的主流文学题材,什么《赤壁赋》、《天马赋》、《乐志论》、《舞鹤赋》,都是他反复书写的内容,不嫌厌烦,但是他一般不去书写那些僻文,可知这个人的头脑是非常灵活的。

  董其昌从一个穷书生变成一个大地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第一桶金是如何获得的?仔细研究各种资料,可以发现,董其昌一定是一个书画商人,他收藏了很多古书画,只有购进的记录,没有卖出记录,在传世很多著名书画后面,都有他的题跋,很多还是一再题跋,可以想象,这种题跋其实就是他经营书画的手段之一。如果考虑到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为一些不太出名的山水手卷,都加上了“董元”的名字,可以推论,他不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书生,而是一个精明的社会化人才,这些题跋同时也是他获得经济、人事关系利益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收藏过米芾的《蜀素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样的顶级名作,但是这些名作在他手中时间都不长,可以断定,他把这些名作迅速转手获利了,他的第一桶金,一定来自古书画买卖。虽然他极少谈到钱,但是不妨碍他极其熟悉市场行情,他多次“易得名作”,也就是缺少现金的情况下,拿书画交换书画,这就是他熟悉书画市场行情的主要标志。如果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手法灵活、手段多样、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书画利润的商人,那么他在政治上的八面玲珑,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事实上,董其昌是被低估的书法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法,貌似平和、看似随意,但是有其内心的针对性,看起来好看的作品,不一定是真迹,那些初看古怪的,倒有可能是杰作。他的作品风格多,藏地分散,以往人们没有可能汇聚他的各种风格作品进行综合排比分析,更多时候是对着他的某几件作品,进行盲人摸象,误解在所难免。历史上只有极少数有灵感的、有历史眼光的收藏家、鉴定家,通过不太多的董其昌,认清其真实价值,对他表示了倾心之意。譬如我们熟悉的高士奇,在《江村消夏记》中说,董宗伯的书画,另外单独记录,在《江村书画目》这个账本中,记载了他收藏的80多件董其昌真迹与赝品,其中赝品大约10多件,赝品的价格与真迹差不多,这说明他把赝品当真迹买进了,后来自己发现是赝品,这显示高江村在真伪中,是摸爬滚打过的。如果想到他与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可以想象,他一定在掌握了董其昌大量真迹之后,在康熙面前不断吹嘘,使得康熙相信董其昌是最好的书画家,因此康熙一辈子坚持学习。否则,不太容易理解康熙为何独爱董其昌,以康熙的字迹来看,他没有能力对董其昌书画下判断。20世纪一个重要的书画鉴赏家何惠鉴,是克里夫兰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的主要建设者,他的学术生涯的最后一个重大动作,就是把当时世界最主要博物馆董其昌作品,汇聚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留下了《董其昌的世纪》这两卷本的、最好的关于董其昌的书籍,他在看尽了古代书画之后,把目光投向了董其昌。启功也感慨过,说我们骂董其昌,但是落笔就是董其昌的书写方法,张嘴就说董其昌说过的话。八大山人就不要说了,直到80岁,还在向友人索看董其昌画册。现在我自己也有点这个感觉,20年前看博物馆,希望看到石涛、王铎,10年前看博物馆,最希望看到宋元书画,现在最希望看到董其昌的新作品。董其昌是一个深刻的家伙,只有深通书画者,才会转到此中来,而且往往是最后转到董宗伯这里来。

  从艺术上看,为什么说董其昌难以理解?与赵子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看赵子昂的字,大多数单字很美,但是整体其实还是平静的,与唐代楷书感觉差不多。看董其昌书法,则完全不同,董字大多数是起伏不定的,而且创造了很多特殊的办法,看完董字,往往是感觉自身观念受到了挑战,而不是欣赏,从这个角度看,董其昌的艺术观念非常现代。他的一些作品是直接针对艺术史上其他作品的,如果对艺术史没有深入了解,也不可能理解董其昌。2012年6月我与浙江大学代表团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参观,在他们库房,何慕文先生向我们展示了20多件顶级书画,在满墙宋元绘画的背景下,挂了一件董其昌山水,其光彩夺目之意,虽宋画不能掩也。董其昌的选择,是针对前人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选择,因此他的东西,与前人的作品是息息相关的――相反的或者是相呼应的,其出发点就不是给刚刚入门者看的。王羲之去世300年后才被唐太宗尊为书圣,董其昌可能也要到艺术史比较清晰的今天,才会被准确评价。董其昌其实就是明代书圣,也是最近350年的书画宗师。董其昌的格调与王羲之也有点接近,就是淡而有神,大多数人一开始不会太适应,因为入门者都是喜欢重口味的,但是沉浸其中很久之后,最后一定会感觉到这种淡而有神的,才是顶级的。这与淡而无味,完全是两回事。

  为什么说董其昌是明代书圣?因为他的方法影响了好几代人。在董其昌之前,吴门书家的书写神经过于紧张,用笔过于尖俏,取法比较单一,所以路子越走越窄,我估计明末写字的人可能感觉到无路可走了。董其昌出来之后,笔法坚守唐宋那种复杂的传统招数,与吴门书家简化笔法的办法完全不同,在姿态上取法晋唐,比较随意放松,断续之间无定规,写出问题了也不在意,接下来补救,这个办法使得时代书风为之一变,晚明很多书法家看了董其昌书法才有所领悟,不是字字求好,整体好就可以了,因此,晚明书家辈出,都是得到了董其昌的恩惠。董其昌一个最重大的改进,就是对书法史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态度,他毫无心理负担的宣称写米芾、颜真卿、李北海、怀素、褚遂良、徐浩,写得像与不像,到位不到位,他都不太在意,而且随意变化笔法,于是不断出现新内容,而这种变化多端的书写,五代杨凝式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董其昌书法存世特别多,大约在2000件到3000件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大约相当于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傅山的总和,很多20世纪大画家,譬如傅抱石、潘天寿,都没有那么多作品。在历史的自然淘汰中,保存下来这么多作品,一来说明董其昌写得多,二来说明在自然淘汰中,董其昌的艺术存在明显优势。但是目前出版的董其昌真迹并不算很多,如果不算拍卖册,大约只有300件上下,也就是整体10%多一点的样子,这个数据无法探知变化多端的董其昌书法全貌。

  初次接触董其昌书法的人,可能感到无法捉摸,因为董其昌风格跨越太大,哪怕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样的大书法家,他们的风格是稳定、清晰的,但是董其昌的风格似乎是随意变化的,而且似乎每年都在变化,有时候同一个时间段的书法,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味,这导致他的代表作也是不确定的,而这个特征,有点像王羲之、颜真卿。王羲之众多手札,风格跨越很大,很难说哪一个更好,《忠义堂帖》中的颜真卿书法,也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他们几个人这种特征,与历史上其他书家有明显差异。某一件董其昌书画往往不是收藏家的目标,纷呈各异的董其昌书画才是目标。

  “南北宗”是董其昌在20世纪受到攻击最多的环节,批判文章汇多得不得了,不用详述了。根据最新的学术标准来判断,董其昌恰恰在“南北宗”这个地方,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一些批评者,恰恰是吹毛求疵。因为面对大量的历史遗存,董其昌提出了一个重大假说,就是“画分南北”,而且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也许这是粗疏的、不完备的,但是任何学术的前进,都是从不完备开始的,而推进学术前进的最重大的标志,就是新的理论的提出。在众多吹毛求疵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等量齐观的假说,仅仅指责南北宗,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理论。一定存在问题,重要的是新理论是否让大家的思考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这一点上看,“南北宗”理论获得了重大成功,“南北宗”是最近300年来影响最大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西方人库恩(1963)在《科学革命的路径》中,把这个问题说的非常清晰,我们的可悲之处在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理论,去取代“南北宗”,也没有人去学习库恩。

  赝品一说,也是攻击董其昌的明显题材,董其昌生前存在代笔人,这个问题是比较肯定的,写字其实很累人,而董其昌自己也是自负高妙,对于一部分注定无法理解他书法的索字者来说,找一个代笔人也许是唯一应对之道,虽然现代人觉得这样做有些不道德,但是对于董其昌来说,他不能为了现代道德,把他自己累死,或者把他的外围朋友得罪光,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到董其昌的具体历史环境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个代笔人特别聪明,他“创造”了一种董其昌的风格,写得还不错,有点类似2012年伦敦奥运会入场式中,印度代表团中混入的那个红衣人。这个人也认识到董其昌千变万化,不可捉摸,他估计后人难以判断董其昌是否这么写过,所以放手书写。

  清代也有几个人模仿过董其昌,王文治并不是最接近的,沈筌可能更加接近一些,徐邦达在1992年《董其昌的世纪》中也讨论过董字赝品的问题。但是模仿的人,都是比较接近董其昌某一两种风格,没有人可以临摹董其昌的所有风格,特别是董其昌书法中最要紧的地方,《画禅室随笔》中说的“转束”――也就是潘良桢先生一直强调的“收紧笔道”这个环节,没有人可以做好。目前出版业发达,所有董其昌作品被逐渐汇聚在一起,仔细比较,赝品与真迹之间的差别依然是重大的,董其昌用笔重则姿态轻松,用笔灵活则姿态沉稳,绝不会出现浊重或者轻浮的状态,贯穿其中随意高妙的意思,更是无人可敌。

  由于董其昌水平高、变化大、数据不完备,如何应对呢?这迫使我们除了尽量多搜集资料,还需要采取一个理论推进的办法,也就是加深对董其昌思想的理解,主要办法就是灵活学习《画禅室随笔》,死看这本书当然没有用处,拿这本书与董其昌作品对照阅读,互相印证,就会发现,董其昌的手底下确实会出现技术问题,但是董其昌的头脑不会出现问题。他是明代书圣,所以他一定会在书法中提供新内容,如果一件书法显得平庸了、重复了、熟悉了,那就非常可能不对了。

  因此,目前鉴定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看风格,也不是看破绽(董其昌真迹经常出现初看一塌糊涂的情况,赝品倒是四平八稳的),而是在考虑,董其昌是否会如此尝试书写?是否在与书法史上某种风格对话?如果完全一个字一个字比较,那么有时候可能会被赝品迷惑的,因为有些赝品确实接近真迹。特别是在同样内容出现的时候,譬如说,董其昌写过很多本《天马赋》,写过很多《乐志论》,也临过很多《宋四家》,写过好几本《裴将军诗》,如果一字一字死对,那就完全失误了。你得看这些书写是否符合董其昌自己的发展轨迹,这才是最重要的。

  董其昌是在中国书画看起来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开辟了新道路,而且这个道路很宽广,导致后来追随者都可以从中获取成就。从这一点上看,董其昌同时代的人很有眼光,很多人当时赞扬他就比较到位,后来人对这个董宗伯也是赞誉有加,董其昌是为最高层次的那些书画探险者服务的。只是到了20世纪,董其昌有一个阶段比较倒霉,被人反复攻击,今天看来,攻击者首先没有搞明白董其昌的服务对象,所以,所有的攻击,也就是驴头不对马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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