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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在风雨中漂泊的考古学家: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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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着和点校,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

他的女儿顾潮形容父亲性格有两面性:外貌“十分柔和卑下”,生性却是“非常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筑根于幼年的经历。祖母是最疼爱他的人,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干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但祖母亦有严厉的时候,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谈起其口吃来历,先生曾心痛地说:“自己口吃毛病是在读私塾时候落下的。”6岁时,顾颉刚入私塾,老师是他祖父的朋友,对他格外严格。他怕背《诗经》里面的句子,越是这样,老师就越逼他,背不出就打他的头,慢慢就有口吃毛病。

在北大,顾颉刚遇见了日后携手在学界打天下的傅斯年、罗家伦。傅、罗乃新一代北大学子的领袖,傅在国文系,罗在外文系,相似的功底与才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教师当中,顾颉刚最欣赏的则是胡适。而胡适能得到顾颉刚的欣赏更是幸运。

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时胡适初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其授课水平并不能镇住台下一帮旧学功底深厚的学生,大家第一次听课后,竟想把他轰走。多亏顾颉刚觉得胡适的旧学功底虽然比不上前任教授,却有一套做学问的新思路。顾又叫傅、罗来听课,他们也觉得胡适是位良师。胡适这才站稳了讲台,并在顾颉刚等人的“压力”下埋头做了几年学问。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师友关系,顾颉刚该可以尽情享受求学生活的快乐。可事实上已经成婚的他有许多烦心的事。1917年妻子生完次女即患病,接连两次生男不成的她在顾家连起码的人道待遇都得不到。放假回来,颉刚见妻子已是病入膏肓,反复恳请长辈安排治疗均被拒绝。返校后他无心求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只得休学回家。

不久,妻子去世,入殓后第二天,急盼延续香火的长辈便催他赶快续娶。颉刚念及养育之恩未报,经济又不独立,叹自己无法摆脱家长命令,只得承受无尽的痛苦。那年9月,已在吴县小学任教的中学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邀请他前往游玩散心,并在那里幸运地邂逅了王伯祥的学生殷履安。

顾颉刚新婚之前,好友傅斯年、罗家伦领导北大学子发起了“五四”运动,也许是饱受旧礼教之苦,顾颉刚在家乡收到消息后立即写信鼓励傅斯年将风潮扩大,直到对腐朽的旧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但不久,傅、罗二人的政治热情便冷却了。二人领导“五四”运动出名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欺世盗名、收受贿赂。这一结局让他们觉得学生群体内部实在复杂,派系林立,相互攻击。他们决定从此不问外事,只钻研最靠得住的学问,以免做无谓的牺牲。

正当顾颉刚万分为难之际,罗家伦来找他了,想让他接手《新潮》杂志,并承诺替他在北大谋一职位。从未想过自己能留校的他听了既兴奋又难过。后来,欣赏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出面了,他让顾颉刚做他的学术助手,每月私人补助他30元,出路艰难的顾颉刚终于可以留在北大了。

1920年秋,顾颉刚开始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一方面要逐一清理馆藏的17万册书,另一方面还要搜集民间歌谣,忙得不亦乐乎。这为他做学问打下了深厚的材料功底,再加上恩师胡适的启发与提携,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学问门道,他决定静下心来研究历代“伪书”,同时考察各类民间故事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状况。

很快,顾颉刚便取得了令胡适欣赏的成绩,胡适频频在北大文史权威教授面前夸赞顾颉刚的刻苦与才华,并带他参加学术活动,顾颉刚因此得到了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文史大家的认同,在学界的师友日益扩大。

然而顾颉刚才享受了几个月的做学问、与师友切磋的幸福时光,便接到祖母中风的消息。当时沈兼士已将他提拔进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任助教,这该怎么办?顾颉刚最终还是请长假回去尽孝了,收入也因此丧失。还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胡适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

这样的教科书编写思路让顾颉刚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心里觉得“真是无上的快乐”。更让他快乐的是,他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即“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

一般历史书都认为,尧早禹晚,但顾颉刚考察尧舜禹话语的诞生情况后,却发现禹这个人物最早是出现在西周的文献中,而尧舜到了春秋末年的文献才开始出现,传说更早的伏羲在文献中的出现还要晚,于是他形成了日后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位置恰好相反。西周人只知道禹,春秋末期的人创造了尧舜,并把他们放在禹的前面,传说中的上古史就这样被“伪造”得越来越长。

人们原以为确有其事的历史竟都是传说,尤其是被视为祖先的大禹都可能是假的,这样的文章当然会使顾颉刚一下子成了学界的注意对象,乃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也因此突然“暴得大名”。 批判他的人自然会有许多,顾颉刚也期望见到有人能拿出确凿的史料来反对他,但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他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表明自己将致力于对历史文献及话语的真伪展开严肃的考证。或者说,就自我专业的定位而言,他将钟情于一种旨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学术生活,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选择这种生活,以繁荣中国学界自清中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典籍辨伪事业。

那一年是1923年,顾颉刚正好30岁,好友傅斯年、罗家伦仍在国外。得知国内学界动向后,傅斯年赞叹“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然而,他在经济上却丝毫没有随暴得大名而“脱贫致富”,相反,成名后的几年倒是陷入了每况愈下的境地,就这样痛苦到了1923年底,顾颉刚最终还是辞职回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了。

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开始了一连串的学术计划,成绩斐然,尤其是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是被誉为“2500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他依然不能无忧无虑地做学问。

名气大了后,各方纷纷邀请他兼职、作文、应酬,而他因为经济问题又不得不去。在公立大学里就职长期领不到薪水,家庭生计、购买书籍和做学问均要花钱,顾颉刚因此欠下一堆债务。

其给老师胡适的一封信中就列有:欠家700元,欠适之220元,欠学校250元,欠同乡友人460元,欠储蓄会320元,共1950元。按今天的标准估算,他一年欠了7万元左右的债务。有一次,顾颉刚想到自己为了谋生、做学问,给师友增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回家后居然大哭了一场。

谁能想到,“暴得大名”之后的北大助教顾颉刚生活竟是如此清苦!

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顾颉刚后来去了厦门大学,成为鲁迅的同事。有趣的是,等他要去中山大学投奔好友时,鲁迅也因为不满意厦大的情况要来广州。他们两人本无多少矛盾,但经大学复杂的人事关系一搅和,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就演变成激烈的冲突。此后,他们均离开了中山大学,唯一不同的是,鲁迅从此告别了教育界,而顾颉刚则还要在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继续寻找纯净的学术空间。

1926年8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给他换了聘书,改为研究教授。顾颉刚有些惊讶,林语堂只说因为顾颉刚新近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地位比以前更高了。

可国文系及国学院的人并不都像顾颉刚那样缺少心机、容易安置,学界的人心以及人际关系就是如此复杂,顾颉刚、林语堂以及厦大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种复杂的局面,以至哪一方都不能实现“从心所欲”,均是在苦苦挣扎。顾颉刚在厦大的苦很容易理解,他的苦乃是无法安心做学问。他一直设法回避冲突,而不是把事情闹大,即使无法避免,他也能以离开厦大的方式来回避。事实正是,他才来几个月便决定离开了。

消息灵通的燕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于1927年初给他寄来了聘书,但他去了新组建的广州中山大学。好友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就任了中大的文学院院长,能与学术文化相似的好友共事,况且中大眼下经费充裕,薪水稳定,不仅可以做事,还债计划也可落实,他当然觉得值得一去。

此时鲁迅已提前去了,且不知道顾颉刚也要来,而顾颉刚仍要去,是想此行可以让外界传言他与鲁迅为敌不攻自破。他并不想与鲁迅结怨,否则鲁迅离开厦大时他就不会去送行了。可鲁迅不愿和解,知道消息后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以致校方安排顾颉刚前往上海为中大采购图书资料。

他带着一笔经费在上海、苏浙、北京转了4个月,尽情搜集经史子集、档案、地方志、家族志、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等16种社会文化生活史料,共计12万册,自己过足了史料瘾,又为中山大学开展高水平的史学及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月,顾颉刚回到中大后,鲁迅早已远走上海,其他合不来的人也大都离去了。顾颉刚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讲授《中国上古史》、《古代地理研究》、《孔子研究》、《春秋研究》等课程,主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起民俗学会,忙得不亦乐乎。各项研究计划均陆续得以开展,教学更是深受学生欢迎。

可不久问题就来了,由于“得势”以及他来校不久便取得了很多学术成绩,同事又开始对他侧目而视,有人甚至说出了“中山大学难道是你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顾颉刚知道暗中作梗的教授们也是北大出身,且比他资格老,但他们出不了什么成绩,又不期望别人出成绩。这样的人际关系当然会让顾颉刚感到失望,再加上自己的几个月努力虽营造了一些学术风气,但终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恢复当年北大研究所时期的学问生涯。

1928年春,燕京大学再度给顾颉刚寄来聘书,说从哈佛大学得到一大笔研究基金,只等他去做研究,顾颉刚决定前往。傅斯年得知后非常气愤,扬言若离开便到处诋毁他。朱家骅那边同样难以请辞,以至拖了近一年,顾颉刚方得以脱身,到1929年9月才正式到燕京大学就职,开始了一段觉得颇适意但纷乱依旧不断的教授生涯。

别人的打击无非是为了名利,顾颉刚避让就是,而爱徒的打击却是要他的命,要他失去与老师胡适的旧情。从中大来北京时,顾颉刚带上了一位爱徒何定生,后者天资聪颖且有志于学,乃至为了追随顾师甘愿退学。顾颉刚有意要栽培何定生,并承担起了他在北京的生活费用。正是这位爱徒此后做了一连串让老师失望的事情。

或许因为过于敬佩老师的学问,亦或许想快点报答老师的恩情,何定生趁老师回苏州老家为父做寿之际,在老师主持的朴社出版了一部《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其中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以显示顾颉刚的学问其实已超过了学界领袖胡适。

此书犹如在学界投下了一枚炸弹,顾颉刚与老师胡适的深厚交情因此出现裂痕。这件事可以说是顾颉刚有生以来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胡适可是他恩情最重的老师啊!他怎能失去与恩师的感情呢?

何定生与顾颉刚的关系广为人知,加上其他人的闲言碎语,胡适怎能不怀疑顾颉刚?顾颉刚接连去信给老师均不得回复,又怎会不觉得天塌了一般。尤重感情的顾颉刚不久前已失去了与好友傅斯年的旧情,此次再要失去与老师的旧情对他来说真是承受不起。可见何定生闯了多大的祸,弄得老师都不知怎么才能修复伤痕。这件事再次印证顾颉刚除了爱学问之外,还是一位重感情的大学教授,对理解的妻子,对敬重的老师,对中意的学友与学生,皆堪称深情相许。

拿何定生来说,为了他能成才,顾颉刚不知操了多少心,即使闯了这么大的祸,责备之后顾颉刚仍会原谅他,只希望他能像中大时那样勤奋好学。无奈何定生性情太强,怎么也学不会老师的安定与冷静。当时何定生还曾去了一趟杭州。没想到,他一去之后,便在西湖邂逅了一美丽女子,从此又陷入感情旋涡,学问早已抛在脑后,任凭顾颉刚怎么规劝都不能回头。这次顾颉刚彻底绝望了。

在给爱徒的绝交信中,顾颉刚说道:

我给你钱,无论借也罢,赠也罢,而所得的结果只有看你一天到晚的颓废,……唉,写到这儿真把我气死了!

两天后悲痛欲绝的顾颉刚再次去信说:我爱你的有志气,能用功,所以带你北来,现在呢?定生所显的好身手在哪里呢?唉,说到这让我的心碎了!定生,……你已经亲手把我一颗爱你的心打碎了。其中滋味,与挥泪斩马谡时的诸葛亮相比,真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顾颉刚日记中有一段载:“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茝、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那天,是他和谭慕愚初逢,是一段缠绵五十年情缘的开始。那时谭慕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顾颉刚便为她的“勇猛精进”所折服,后来又一再称许她“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但终究受传统礼教束缚太深,顾颉刚对此事一直未能敞开胸怀,始终只是“发乎情,止乎礼”,而且两人性格差异悬殊,一个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女强人,一个是在故纸堆中整理国故的夫子。五十四年过去,他翻开那天日记,题诗并跋云: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思念依然无尽,可惜已是“君向潇湘我向秦”。

纵看先生一生,痛苦始终相伴。在家里“祖母是嗣祖母”,“母亲是继母”,“现在的妻是两女的继母”。年少时的口吃毛病,后来被人笑话。由于性格关系,在极端无奈之下,痛心地失掉了与某些师生朋友的情谊,其中包括昔日恩师胡适之先生以及同窗挚友傅斯年。爱才的他却受到了得意弟子的批判,连对心爱的谭慕愚,都因种种关系,始终未能开始携手共度人生旅程。但正是在苦痛之下,先生依然苦心孤诣,专心治史,更显其对人生的豁达大度,更显其对中国史学界革新影响之深远。一代代学人,当以此激励自我,奋发向前。

日军入侵之后,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稳定教授生涯终结了,他又一次陷入漂泊与苦难之中,辗转于西北、西南、重庆与家乡等地,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等学府,其间家事也是变故不断,但无论际遇如何动荡艰难,顾颉刚的学术心灵与志向始终都是坚定的。

最后,我们简述一下顾先生的四个观点。

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


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

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用经学的办法而不是史学的办法来解释历史,考实很重要考意更重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实现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参看过去的制度演变等,所以他们所作的东西都是以小见大,以全新的东西来反观制度史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是参考研究思路,所以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所作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导,他们的共性是都在试图摆脱传统、旧的史学研究的框架之下研究,力图求变。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样的一种观念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有冲突,经常受到排挤,费孝通提倡多元一体的发展观念;打破地域向外扩展的观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王明珂先生的研究英雄祖先和兄弟传说,在中国除了中原王朝核心地域之外,还有其他地域的发展;打破上古时代人化的观念,人化即把古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变成历史上的真人,《尚书?尧典》是最早的人化的体现,宋明两朝乐于塑造上古圣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确立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出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顾颉刚先生的观念对于后世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好的,从具体的批判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过去传统的方面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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