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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仙台与文思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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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思院”的考古资料,过去发现甚少。除法门寺地宫所出的金银器外,1977年11月西安东郊枣园村唐代金银器窖藏所出的一件银铤,铤上所刻铭文中也有“文思院”字样。铭文内容如下:

乾符六年内库别铸重冊两文思副使臣刘可濡文思使臣王彦珪内库使臣王翱银铤右侧面还刻铭文“匠臣武敬容”5个字。

唐代的文思院创建于何时,文献记载不多。唐裴庭裕《东观奏记》载:“(唐)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宣宗)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抗疏论其事,立罢修造,以其院为文思院。”《唐语林》亦记其事,内容雷同,应系录自《东观奏记》。《唐会要》的记载,内容也基本相同,如“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宫内筑台,号曰望仙”,

“(大中)八年八月,敕改望仙台为文思院”等。关于文思院创建的时间,以《唐会要》所记最为具体。

另外,《旧唐书武宗本纪》(以下简称《旧纪》)载:“(会昌)五年春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六月丙子……神策奏修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功毕”。《新唐书武宗本纪》(以下简称《新纪》)则载:“(会昌五年正月)作仙台于南郊”,“六月甲申,作望仙楼于神策军”。有的同志根据以上记载,认为文思院是由长安城南郊的望仙台改建而成的此说值得商榷。会昌五年正月建于南郊者,《新纪》称“仙台”,《旧纪》称“望仙台”;同年六月修建的,《新纪》和《旧纪》皆作“望仙楼”。二者应非同一建筑,不能混为一谈。武宗“好神仙之事”,在不止一处修建“望仙台”、“望仙楼”一类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仙台”(或“望仙台”)建于南郊。“望仙楼”建于何处,新、旧《唐书》未具体记载,但从《新纪》“作望仙楼于神策军”一句看,“望仙楼”应建于大明宫内神策军驻地附近。

上引《东观奏记》和《唐会要》均载,大明宫内筑有“望仙台”。该望仙台的具体位置,据《云麓漫钞》云,在宣政殿东北;《唐两京城坊考》据《永乐大典阁本大明宫图》,注明望仙台在清思殿西。清思殿遗址已经过考古发掘,其位置在大明宫左银台门内西北二百八十米处,北临太液池。根据上述资料,望仙台当在大明宫内中部偏东处。以上诸文献所载大明宫的“望仙台”,应即新、旧《唐书武宗本纪》所记的“望仙楼”。望仙楼有“廊舍五百三十九间”,院落之大,可想而知。宣宗大中八年八月,改为文思院的“望仙台”,当即此望仙楼及其廊舍所在的院落。

综上所述,文思院应在大明宫内,位于清思殿之西、宣政殿之东北,有廊舍五百余间。文思院建立之后,何时成为宫廷内打造金银器的作坊院,史书未载。《事物纪原》云:“唐有文思院,盖天子内殿之比也,其事见《画断》,然非工作之所。而宋朝太平兴国三年,始置文思院,掌工巧之事,非唐制矣。”看来该书的上述论断,和《画断》的记述有关。《画断》即《唐画断》,唐朱景玄撰《唐画断》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简称《画录》)。《画录》记载,唐文宗大和中“(程修己)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文宗有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时。当时在朝学士等,皆奉诏继和。可见画有竹障的是“文思殿”,而不是“文思院”。唐代在西京太极宫内和东都宫城内皆有“文思殿”文宗时画有竹障的文思殿应在西京太极宫内,当时文思院尚未创建。《事物纪原》将“文思殿”和“文思院”混为一谈,因而误认为唐之文思院属于“天子内殿”,而“掌工巧之事”的文思院是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始置的。此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书,也认为“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的文思院是太平兴国三年所置。近代辞书,亦多沿袭此说。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称:“唐代宫廷中之工艺制造作场,除少府监所属之中尚、左尚、右尚各署,另有文思院,以宦官为文思使。至于文思院何时成为“工艺制造作场”,《简释》中亦付诸阙如。法门寺地宫所出金银器上錾刻的铭文,不仅有“文思院”字样,而且还有制作时间和各辦工官姓名等,从而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它说明至迟在唐懿宗咸通九年,文思院已成为宫廷内打造金银器的作坊院了。

从金银器的铭文看出,文思院的工官有文思使、文思副使、判官和作官;工匠称打

造匠,应是实际制作金银器的匠人。在上述“乾符六年”银铤铭文中,在“文思使臣王彦珪”之后,还有“内库使臣王翱”。据此推测,文思院应属内库管辖。内库是贮藏以供天子燕私”的财物的库房,不同于左、右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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