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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金银器制造业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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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也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唐代的岭南道、江南道是金银的主要产区。《新唐书高地理志》载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仅岭南道产金、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和69%。唐代前期的赋税实行租庸调制,庸调通常为布匹,只有产银地区才贡银,主要是岭南道。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贡金银的州大增。铅是进行白银冶炼时的助熔金属,按文献记录唐代发现的铅原料也多出自南方,重要的产地有江南道和岭南道。

中晚唐中央官府对地方和私人开采金银已无法有效控制,因为采矿和冶炼都需要专门的技术,并依赖于地方。此外中央政府欲让金银业发展,也不得不让利于地方,因而南方金银手工业形成很大的规模,开采、冶炼、制作俱全,形成各种专门化手工行业。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南方地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减少生产成本,自行生产金银器开始兴盛,并迅速成为成熟的手工业门类。

文献对南方的金银器多有记载,详见表35。

从表35中所列的文献中,不难发现那些供奉金银器物事件,绝大多数都是中晚唐时期南方地区的记录。《新唐书高地理志》扬州条,土贡中最先列出的就是金银。扬州在盛唐后的贸易地位,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集散地,淮南道等是中央朝廷金银器的供应地。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田神功进献的金银器物数量并不多,9世纪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已达5900多件,说明时代越晚,南方进奉的金银制品越多。中央朝廷的金银器更依赖于南方地区。

《旧唐书高李德裕传》载:(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盡子妆具二十事进内。李德裕曾奏曰: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并云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盖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浙西虽不产金银原料,却是著名的金银器制作之地,聚集着大批能工巧匠,也可以随时到市场上购得金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在扬州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表明扬州是金银的集散地。《旧唐书高李德裕传》所载的皇帝两次宣索,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金一百三十两,反映唐代南方地区金银的产量很高,器物制作的力量也十分雄厚。法门寺浙西银盆,可能即李德裕奉命制作的器物之一。

表35文献中关于南方金银器的记载

时间文献内容文献出处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剑南西节度使杜鸿渐自成都入朝,献金银器五十床。《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因刘展反叛,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偏,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大历三年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彩一万匹。《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传》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淮南节度使王播进宣索银妆奁二。《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王播)又进银榼二百枚,银盖椀一百枚,散椀二千枚。高《册府元龟》卷五一邦计部希旨门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播传》
元和年间高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李绛传》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命中使刘承谦宣副度支,近有敕文,不尽(禁)进奉。其山南东道节度使裴筠所进银器六十事,共一千五百六两,宜准数收管,送纳左藏库。《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弘大惧。……进绢三十五万匹、绝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愿留京师奉朝请。《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韩弘传》

唐代前期,北方的都城长安是政治、经济中心,城内商业贸易由政府严格控制,长安城内东西两市,白天贸易,夜晚封闭。约自7世纪末8世纪初起,工商业的发展冲破这一束缚,沿里坊开店铺日渐增多。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的扬州因地理条件优越,首先作为商业性城市发展起来,成为一大贸易都会,吸引了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唐初曾规定技艺高超的工匠不许纳资代役,必须到中央作坊为国家服役,安史之乱后失去控制,一些文人名士避难江南,官府的工匠、长安的商人也有流入南方的,金银器制作也随之由北向南转移。这是顺其自然的发展,而且并不妨碍皇室和中央方便地从南方宣索和收买金银器。目前出土的9世纪的金银器,南方产品占绝大多

数,并非是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法门寺浙西银盆上刻有浙西,敬晦葵花形

堡每上提到的盐铁使臣敬晦,曾任浙西观察使,裴肃葵花形银盘上有浙东

道、越州,刘赞葵花形银盘上的宣州,二7李杆葵花形银盘上的桂管

臣,李勉圆形银盘的洪州,表明南方确实存在多处金银制造场所和大批优秀

的工匠。南方地区既有丰富的金银资源,又有金银作坊和匠,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发

达,金银制造业必然得以发展;进奉之风的兴起,也促使地方的金银器皿制造水平迅速

提高。如同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北方一样,带有南方产地刻铭的器皿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室文思院的作品相比,南方金银器皿的制作水平甚至超过中央政府和皇室的作坊。

南方金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金银器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北方皇室、中央官府的工匠团体虽没有解体,但已不再独领风骚,地方官府及个体工匠的制品进入市场,也供应朝廷,唐代前期政府垄断金银产业的局面被打破。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迅速兴起,也为宋以后南方金银器的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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