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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帝】康熙朝皇权的集中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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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子皇位继承制是清朝第二种皇位继承形态,它是在清朝皇权进一步集中、强化,满汉文化由激烈撞击转向逐步交融的历史背景下,为满族统治者所采用。它的存在仅有37年(康熙十四年二月至五十一年十月),然而其过程跌宕起伏,情况纷繁复杂。两个多世纪以来,康熙朝储位问题始终为人们所关注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在清朝的实施,是这一建储制度实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最后一次。清朝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内涵及其实施方式、它所产生的问题,都与汉族王朝有较大差异。这一制度的实施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却由此而肇始。


清朝皇权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为时62年的康熙朝(康熙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即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康熙帝不拘泥于前朝旧制,总结、吸取以往经验,试图构建一个更加有利于个人集权的权力分配模式,将清朝皇权的集中与强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皇权已相当强固,清朝方得以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并具有面对诸多负面效果,乃至接受其彻底失败结局的承受力。

1清除鳌拜集团

康熙帝八龄继位后,满洲贵族保守派代表两黄旗大臣索尼(正黄旗)、鳌拜(镶黄旗)、遏必隆(镶黄旗),以及顺治帝亲信苏克萨哈(正白旗)共同辅政。辅政时期历时8年又4个月(顺治十八年正月至康熙八年五月)。在此期间,身为太皇太后的孝庄,掌握着清朝大政方针的决定权,“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①由于孝庄对四辅臣深为信任,放手使用,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约束的相应机制,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乱政问题日渐显露。

四辅臣基本遵循顺治帝亲政时期的政策、方针,为清朝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是,在处理满汉关系、对待汉族文化等问题上,他们以恢复祖制,首崇满洲为宗旨,采取保守、倒退方针,激化与汉族地主阶段的矛盾,严重挫伤了汉族官员的积极性。这里需要指出,四辅臣之一苏克萨哈,是位缺乏原则之人,他在清初政治舞台上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一点。②在索尼等三辅臣的包围下,苏克萨哈经受不住强大压力,逐步改变原有政见,也成为保守路线的推行者。不过,他同三辅臣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及正白旗的利益方面(见下文)。当时,中国大陆的战火刚刚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缺乏治国经验的四辅臣不能与汉官密切合作,因而出现“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隳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的局面。③不仅朝中弊端丛生,各省“逮至辅臣时,自用张长庚、白如梅、张自德、贾汉复、屈尽美、韩世琦等匪人以来,扰害地方,以致百姓困苦至极。”①这一情况引起孝庄的高度重视,迫使其重新思考她与顺治帝在满汉关系与满汉文化方面的政策分歧。她的思想逐步发生转变,这从康熙七年(1668年)正刃清廷建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对顺治帝的肯定与褒扬中,部分显现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势力,擅杀朝中与自己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益显著。对此,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她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

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在孝庄的决策下,年仅12岁的康熙帝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后成为皇妃。当鳌拜得知赫舍里氏将被“册立皇后,心怀妬忌”,竟与遏必隆“同入奏阻”。③孝庄此举具有多重用意。首先,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其二,使索尼与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分化两黄旗辅臣;其三,促使以索尼为代表的正黄旗大臣更加效忠皇室,从而增加了皇室的力量;其四最为关键,即康熙帝大婚表明这位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亲理政事之日,已为期不远。

总之,至迟在康熙四年,孝庄根据四辅臣数年来的治国情况,开始认识到保守的满汉关系政策对清朝产生的危害,这意味着她对顺治帝及其所坚持的满汉关系政策,对于汉文化的看法,
已与顺治年间有所不同。鳌拜的骄横跋扈,进一步促使她作出让康熙帝早日亲政的决定。这一切,是清朝政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兆。

(1666年),鳌拜在遏必隆、索尼的支持下,将清朝八吨对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三辅还矫诏将反对此举的人学士管户部事声、正白旗苏纳海等人处死。苏克萨哈为维护正白旗的利益,与三辅臣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六年(1667年)正月,14岁的康熙帝躬余大収开始为集中皇权,纠正辅臣的有关偏差,进行各方面的准备。不久,辅臣中名列首位的索尼病逝。鳌拜为铲除异己,独掌辅政之权,竟操纵“议政王、贝勒、大臣”,罗织苏克萨哈“罪状”,并不顾康熙帝的强烈反对,一连7日强奏,终于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家产藉没。②这种凌驾于朝廷之上,藐视少年天子之举,显现出清朝皇权还有待进一步集中与强化,而鳌拜企图独掌辅政权力的种种行径,则表明他已处于与皇权相对立的位置,辅政体制成为清朝皇权发展的严重障碍。

辅政后期,鳌拜权势日炽,其亲信遍布从内廷到前朝的中央各主要机构,其中包括直接负责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清廷侍卫处。这意味着康熙帝受到鳌拜的监视,处于他的掌握之中因
此,清除这样一个历时已久、势力强大的宗派集团,绝非易事,倘一击不中,其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孝庄与康熙帝的果断决策,康熙帝的出色指挥,以及以索尼之子索额图为代表的年轻一辈满洲贵族的得力辅佐,八年(1669年)五月,清廷一举清除鳌拜集团。自皇太极死后出现的孝庄与两黄旗大臣之间的政治联合,至此彻底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处理鳌拜及其诸多亲信的过程中,康熙帝在孝庄的指点下,成功地运用宽严相济策略,缩小打击面,达到安抚、闭结大多数朝臣,增强皇权凝聚力的目的,显现出一代名君的气度、胸怀与指挥艺术。①这实际上反映出康熙帝行使最高统治权时所具有的特点,即恩威并施,刚柔兼备,在紧紧控制权柄,不允许他人稍有染指的的前提下,对待大臣,甚至是曾经对皇权产生威胁之人,除情节极其严重者外,大都宽大为怀,严而不苛,较重情义,与清代其他皇帝,特别是其子雍正帝,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与他的素养、个性、气质有密切联系,其中也有祖母孝庄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孝庄为保护幼孙,从巩固皇权,维护清朝的长远利益出发,毅然清除对其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手下留情(鳌拜只是长期监禁),显示出这位政治家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显现的为政风格与特色,在其后处理其他重大问题时,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以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辅政体制的终结为标志,满族老一代勋旧大臣的代表,基本退出了权力中心,孝庄也成功地完成权力交接,颐养天年而“不预政”。②不过,直至她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去世前,尽管体衰多病,但仍始终在各个方面给予康熙帝全力支持,并于关键问题上为之出谋画策。更重要的是,孝庄能够顺应满汉文化日渐融合的时代趋势,逐步摒弃保守思想,支持康熙帝采用崇儒重道的治国方针。作为最高权力层的两位顶尖人物,孝庄祖孙能够在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保持一致,从而为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团结和稳固,以及皇权的集中与强化,提供了重要条件。而这一点,正是顺治朝皇权发展进程中所不具备的,是顺治皇权受到较大分散与削弱的原因所在。

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帝逐步成为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真正独掌军政大权的皇帝,皇权与皇位在清朝历史上第一次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

2改进中枢辅政机构解决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后金汗努尔哈赤的统治是父家长制专权,并以贝勒大臣议政为辅助。清朝入关后,贝勒大臣议政的旧制仍旧保留,即议政王大臣会议,它是清朝中枢辅政机构之一。下五旗诸王贝勒则利用这一机构作为维护自身特权,抵制清帝乾纲独断的工具。①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即坚持每日御门听政,亲理政务,满汉大学士于其中充任重要角色,成为康熙帝的得力助手。当内阁在朝中发挥愈来愈重要作用的同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进一步降低,议政范围日趋缩小,最后仅仅局限于军事要务和涉及国家典章制度之事。

宗室王公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核心人物。康熙帝通过对某些犯有过失的宗室成员削除爵位,罢除议政,以贬抑其权势。这一

①据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国议》载:“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尤如之何。上(顺治帝)尝谕内院日,卿辈善为之,是非易明。若其有失,朕虽曲宥,不能也。”

举措也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证明,皇帝勤政与否,直接关系到皇权的运作及皇权效能的发挥。如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事皆朝廷总之”,①皇权的集中一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明中后期以降,皇权呈不断削弱之势,明晚期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局面。究其原因,除去始终未能建立一个适应高度集权形势,符合皇权运作需要的中枢辅政机构外,明中期以后皇帝多怠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明朝建立不到60年,仁宣二帝即开荒嬉之渐,其后明帝除个别者外,大都不务国是,燕居深宫,而委政于大学士及司礼监首领。虽然内阁与司礼监基本上还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但因皇帝自身怠于职守,皇权的弱化与分散,乃无从避免。

清帝认真总结、汲取了明朝上述经验教训。康熙帝是清朝前期与中期诸帝勤政政风的开创者。御门听政时,他认真听取部院大臣奏事及科道各官条陈;补授内外文武官员,“必引见丹陛,察其才具”;“凡政事有可商酌,必召阁臣面议,亲加裁决”。数十年如一日亲理政务、广泛接触官员并直接了解各方面情况,使康熙帝能够及时调整方针,做出正确决策,从容区处包括皇储矛盾在内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他所开启的勤政之风,为雍、乾、嘉、道四帝所继承,清朝中期皇权的发展终于达到中国封建皇权的最高水平,与此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值得深思的是,正是在康熙帝充分发挥内阁作用,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势,加强皇权的进程中,出现了两位“互植党相倾轧”的权臣,即先任大学士、后任领侍卫内大臣的索额图与大学士明珠。

康熙八年(1669年)清除鳌拜集团后,皇帝真正掌握了军政大权。不过,由于康熙帝当时年仅16岁,终究经验不足,因此,除去太皇太后孝庄的继续支持与点拨外,还需要索额图、明珠这两位精明干练的大学士予以辅佐。清除鳌拜集团,索额图立有首功,平定三藩之乱,明珠赞划最力。然而,他们逐渐恃功而骄,干预朝政,互植私党,贪污纳贿,成为康熙帝集中皇权的掣肘力量。

经过清除鳌拜集团后整整4年半的政策调整与实施,以及为期8年的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帝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康熙十九年(1680年),大学士索额图“因贪恶革退”,这是康熙帝准备逐步收权的信号。此后,康熙帝主要理政助手内阁大学士中,满洲大学士只有勒德洪与明珠两人(按,另一位满洲大学士图海于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卒)。②勒德洪是一“素行谨厚”但缺乏能力与主见的满洲贵族,唯明珠马首是瞻,而汉族大学士在内阁中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因此,隶属于满洲正黄旗又足智多谋的明珠,成为大学士中的核心人物,并逐步操纵清廷中枢机构,日渐构成对皇权的威胁。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御史郭诱弹劾明珠的奏疏中,全面陈述明珠揽权干政的种种表现。④其后不久康熙帝下发的有关谕旨⑤进一步证实,以内阁为中枢的清廷中央职能部门内,已形成一个明珠为首的势力集团,专断票拟,把持朝政,对康熙帝的某些旨意暗中抵制,使之无法贯彻,对于以纲乾独断为首要特征的皇帝决策及皇权的运作,起着愈益加重的干扰作用。皇权政治是典型的一元化政治,大权由皇帝独揽,臣只能是皁帝意志的执行者。明珠的上述表现,实质上是超出大臣的角色规范,攫取了皇帝的部分权力,并通过他在朝中的影响力系网,擅行使这一权力。

经过精心策划与周密准备,二十七年(1688年)二)初九日,康熙帝作出重大决策,彻底改组内阁。明珠、勒德洪被革职,明珠亲信,汉大学士余国柱被革退,李之芳休致,内阁大学士一时只剩王熙一人。同时,明珠的主要追随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②

尽管康熙帝在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同时,过分倚重内阁,因而出现个别大学士权势过大倾向,不过从总体而论,他仍紧紧掌握着决策权和用人权。正如其本人所言:“凡政事有可商酌,必召阁5面议,亲加裁决。”③“大臣虽有荐举,用舍皆出于朕,间用一、二人,亦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朕所理者,又何事耶!”④但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明珠揽权现象?看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内阁这一机构本身。

虽然康熙帝十分勤政,对于很多情况的了解相当及时,能比较正确地做出各种决策,可是,由于明珠控制内阁票拟,并以大学士的身份操纵、指挥各部院衙门,从而得以上下其手,暗中抵制康熙帝的有关旨意。换言之,康熙帝虽然能够作出正确决策,但因这些决策以谕旨方式向下推行这一关键性环节,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大学士明珠手中,因而康熙帝的某些意旨在贯彻执行中,受到很大干扰。

事实证明,皇帝有必要,而且也能够亲自掌握将其决策形成谕旨、并向下贯彻实施这一环节。然而,康熙帝只是撤换明珠,代之以一批老成持重,不以权谋私,忠实贯彻执行皇帝决策的大学士。同时,他还通过继续使用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建立南书房,重用诸皇子等举措,牵制内阁的权力。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不少弊端,致使康熙帝晚年的政局,呈现纷扰不稳之势。

因此,皇权与阁权矛盾的最终解决,并不在于撤换大学或是采取上述各种牵制内阁的措施,这些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举。应当说,只有将内阁的上述各项权力收归皇帝本人手中,才能杜绝产生皇权与阁权矛盾之源。换言之,创建一个地处内廷,邻近皇帝寝宫,由皇帝严密控制,直接指挥,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与内阁有明确分工的新的机构,以有助于皇帝决策及其贯彻施行,乃为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强化所必须。这正是雍正帝创建军机处的目的所在,而康熙帝生前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设立南书房,是康熙帝改进中枢辅政机构的又一重要举措。

召文词之士入内廷充任皇帝的私人秘书或顾问,独承密命,以分外朝相权,是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为集中、强化皇权而采取的惯用措施之一。

设立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位于乾清宫南庑最西端的南书房,其建置颇具特殊性。它并非正式机构,人员亦无固定,入选者皆为品级不高的词臣文士。平日,这些人是以皇帝书房近臣、陪其观书作画的公开身份出现,但“康熙中谕旨,皆其拟

进”。①供职南书房之人名为词臣,实则承担部分机要事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权力。

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相比,南书房自身所拥有的权限十分模糊,它只是作为皇帝秘书班子而存在,所办事项完全体现了皇帝个人意志,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相对更小。从这些特点看,南书房是清朝中枢辅政机构由内阁向军机处演变进程中的产物,它既是康熙帝对顺治末年令翰林官值宿景运门,以备顾问之举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其后军机处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康熙帝将中枢辅政权力一分为三,使内阁与议政王大会议、南书房相互牵制,固然能够从中操纵,将事权一统于己,但另一方面,又必然致使中枢辅政机构过于分散,进而影响皇权的有效集中。

总之,当皇储矛盾尚处于萌芽之际,即康熙朝三十年代之前,以内阁为主,南书房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为辅,三者各有侧重,互相制约的中枢辅政模式,已正式确立。其后接踵而至的皇储矛盾与储位之争,并未能够打乱这一既定格局。这使康熙帝能够免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处理因皇储矛盾而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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