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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及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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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由曾在北京政府担任过要职的朱启钤发起,朱氏曾于1918年在南京图书馆中寻得宋代《营造法式》钞本,后经多方校补,于1925年刊行于世,“海内学子始渐知我国古代营造之学。”后朱氏又潜心于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整理研究,至1929年夏,“以研究范围日广,深感个人独立工作之不易”,遂发起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广揽人才,由孤立的私人兴趣转向专业的学术团体。1930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内设干事会负责规划社务,审查预决算及筹集款项诸事,有干事12人。学社成立之初研究范围侧重于建筑古籍的整理及外文书籍之译述,1931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改组为文献、法式两组,文献组主要任务为建筑史料之搜集,主任初由朱启钤兼任,1932年7月后以刘敦桢为主任;法式组侧重古代建筑实物的测绘调查及营造则例之整理,以梁思成为主任;编纂工作则由梁启雄和单士元负责。学社全年经费3万元,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15000元/年,其余由学社自筹。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展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及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自1931年起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营造学社在前期深入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基础上,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领衔,“每岁春秋二季,社员分组出发调查”,研究重点转向对古建筑实物的调查和测绘,先后进行大型野外调查20余次,总计2700余处,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纸2000余张,写出各种论著、报告80余篇,并附有大量测绘图版及珍贵照片,涉及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等省市,基本涵盖了此区域内的主要建筑遗址与遗迹,其主要者有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河北正定龙兴寺、河北赵县安济桥(赵州桥)、天津宝坻县辽代广济寺三大士殿、西安大雁塔、曲阜孔庙、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山西太原晋祠、赵城广胜寺(上、下寺)、苏州园林、江苏吴县灵岩寺虎丘塔等。1937年4月,学社还测绘了北平故宫古建筑群,5月,梁思成远赴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并根据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壁画内容,在山西省五台县调查发现了唐代佛光寺。中国营造学社抢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调查并整理了一大批古建筑原始资料,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资料至今依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基本和必要的基础素材,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也由此为世人所逐步知晓并得到重视。

在开展大规模古建筑调查测绘的同时,中国营造学社还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及浙江省建设厅、青岛市工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委托,相继编制了故宫文渊阁楼面、故宫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复原、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赵县大石桥(安济桥)、河北正定龙兴寺宋代壁画塑像、登封周公庙古观星台、长安小雁塔、青岛湛山寺塔等文物保护维修计划,但均因“战事骤起,未克实现。”此外,梁思成和莫宗江还设计了南昌滕王阁复原草图,是为中国近代古建筑研究史上“推想古代原状重建之尝试计划”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5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制定文物古建筑维修计划的同时,还前瞻性地就古建筑保护维修的准则、方法等提出了“修旧如旧”、“保持原状”、 “延年益寿”等概念,在今日之古建筑保护领域仍有相当意义。

这一时期,中国营造学社在资料整理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先后有《工段营造录》、《梓人遗志》、《园治》、《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清式营造则例》、《哲匠录》、《牌楼算例》、《歧阳世家文物考述》、《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共出11辑)、《古建筑调查报告》(两集)、《明代建筑大事年表》等专著问世,并编辑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初期为不定期出版,1932年第3卷起改为季刊,以刊登学社实地调查报告为主,后改为专刊调查简报,至1946年共刊行23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记录了中国近代关于文物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至今仍是中国古建筑保护维修及研究领域无可取代的重要基础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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