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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牙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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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开始崭露头角。奴隶主们为维护统治,极力推行着礼仪制度,青铜礼器于是应运而生,并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其他工艺的发展并未受到阻碍,当时的牙雕就很盛行,牙雕器具的用途也比较广泛。这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就可见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同时又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她死后被厚葬。妇好墓一个墓穴就埋了564件骨雕器。这些骨雕作品除实用器具之外,大多为装饰品,与新石器时代的牙雕器相比,无论雕工还是纹饰,都有明显差别:

(1)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艺的运用,其雕刻风格与同时期的玉雕基本相似,浅浮雕应用广泛,多层次的高浮雕很少见有。当时流行的牙雕工艺,主纹用浅浮雕表现,再略作减地处理,然后填以绿松石、孔雀石或蚌片,以加强色彩的艳丽,产生对比效应。我们仔细考察存世的一些精美商代牙骨器,如夔龙扳金象牙杯,发现这些牙骨器的制作,可能包括镂刻、彩绘、染色等工序。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与雕刻的纹饰比较吻合。正由于这样,商代牙雕比过去的作品要精美得多,这是艺术走同成熟的一种反映。

(2)商代的牙角器以小见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统治者推崇青铜器,青铜器用以祭祀和饮宴,要求做得大、做得有气势;一是牙角器同玉器一样,都受原材料的限制。难以制作戊大型器物,所以就只能作为小型礼器(如牙琮等)或饰物、佩件面世,而且在工艺上同玉器一样,都以浅浮雕为主。

(3)它们的纹饰与当时青铜器上的纹样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狰狞的饕餮纹,神异化的龙形纹、鸟纹,以及蝉纹、蕉叶纹,作为主流纹饰,都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青铜器作为礼器,商代巫觋用以“通天地”。因此,玉器,牙角器仿效青铜器的上述纹样,其实也都与商代流行的崇迷信、祟鬼神的宗教意识有关,它不仅透出一种神秘的威力,而且还具有象征“协上下”、“承天运”的祥瑞意义。今天,我们从安阳市设墟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夔龙扳金象牙杯和虎形扳金象牙怀上,就能见到这样的雕镂精细的图案。

妇好墓出土的这两件夔龙扳金象牙杯,本是一讨,高分别勺30.5厘米和30.3厘米,口径11.3厘米和12.5厘米。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象牙根段本来是空心的,因材造器,巧具匠心。环形似觚,侈口薄唇,腰部内束。杯右侧的銴,亦用象牙制成。杯身右侧靠近口、底的地方,凿两个上下对称的小圆孔,由此插八扳金榫,使杯身和扳金珠联璧合,非常谐调:杯身通体雕刻精细繁缛的花纹,由杯口至切地处,形成4个花纹段:第一段为口下部,刻有三组饕餮纹,其眉、眼、鼻处,均嵌绿松石;第二段为颈部,也是三组饕餮纹,眼、鼻、口嵌绿松石,在口下则雕大三角纹,口两侧刻对称的倒夔纹

;第三段为腹部,刻变形夔纹,眼以绿松石镶出;第四段近切地处,同样饰有三组饕餮纹,目字形眼,大鼻翘目,口均向下,眉、眼、鼻、口处均镶绿松石。除此之外,纹饰区段之间,还用绿松石镶嵌出一道或三道界线。象牙杯的扳金部,呈夔龙状,头冲上,宽尾下垂。鐾上端两面雕鸟形纹,勾喙短冠,眼镶绿松石。扳金背中部雕一兽面,其下又雕一突起的兽头,双角上竖,口、眼、眉镶绿松石。

妇好墓中的虎形扳金象牙杯,杯身呈筒状,亦通体雕刻饕餮纹、鸟纹和夔纹,并衬以雷纹地,上下两层雕刻。它的敞流外侈,扳金上则雕虎纹。

现在很多收藏青铜器、古牙雕的人,都想了解饕餮、虎、夔龙在古人的认知领域里,究竟有些什么寓意。《吕氏春秋·先识览》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这是战国时期吕不韦等人的认识。青铜器纹饰中,还有貌似虎食人的。因此,秦汉以后,很多人就把饕餮、虎视为“恶兽”了。这种看法其实不符合商代的实际情况。目前,学术界主要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饕餮、虎、龙乃商人心目中的神兽,饰纹中有形似食人者,实为神兽食鬼魅,义在避邪求吉;一是觉得这些饰纹中的神兽并非食人,而应理解为人与动物(神兽)的另一种关系。因为,张开的兽口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作为是把两个不同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兽口下的人可能就是作法通天的巫师。这样,饰纹中所反映的“神兽衔人”,就是一幅巫师作法,借助于他的神兽(动物)助手而达到通天的场面纪实。

相传夔龙也是一种神兽,形状如牛,苍色无角,单足,却能行走,并能呼风唤雨,叫声如同雷鸣。

综观商代的青铜器饰纹和牙雕器饰纹,我们发觉,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牙雕器上的神兽,一般都不张口,口下也没有人的形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兽纹样。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龙纹饰的牙雕,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牙雕的盛行还有赖于它的制作材料比较丰足。例如象牙,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字,并有捕获大象的记录。安阳殷墟还曾发现商代的象骨。这说明四千多年前,中国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有大象类动物出没其间,约一千年后的商代,这种生态仍然存在。《吕氏春秋·古乐》载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就是说,当初商人驯服大象,用于生活乃至战争,给居于黄淮间的东夷人造成灾难。后来,周公调遣军队才把大

象赶到了江南。这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象主要生存于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不一样。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恰恰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有丰足的牙雕原材料。

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常有犀牛角。到了商代,人们喜欢田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殷王“逐犀”,且时有收获——少则一二头,多则十余头,最多一次获得71头。这说明犀牛在远古时代,在中国中原地区也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动物。犀角在当时常被制成酒具,人们称之为“兕(读sì,寺)觥”、“兕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遗存之物。我们只能从西周时期的兕觥青铜仿件中窥见它的形状。

中国的牙雕业发展到西周时,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它的内部分工比较严谨,各个作坊大量制作单一品种,且多以生活器具为主,尤以牙骨笄为多。在工艺技巧上,周代与商代分别不大,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出土的圆锥形笄,圆度精确,弧形规正,故有人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手摇加工“车床”。西周牙骨雕的风格与商代不一样,商代的华丽繁密,西周牙骨雕则凝厚结实、简朴典重,它的圆雕器物注重立体感,浮雕器物层次变化比较复杂。西周的牙雕作品遗存甚少,今日所能见到的也属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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